市民理论与中国经济_沈越著_9787521807301

本书是一本《文集》，由五部分26篇文章组成。分别从马克思市民经济社会理论研究、德国经济模式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国有经济改革与公司治理创新、国有经济改革与公司治理创新和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五个方面做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2019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建院40周年，为迎接十年一度的大庆，学院推出了《京师经管文库》的出版计划。借此机会我对自己的生平和主要的学术研究工作做一点总结。
　　一、生平简历
　　1.出生
　　据老辈人讲，我家祖籍在浙江。清末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江苏成为清军与太平军鏖战拉锯之地，原来人口稠密、物产富庶的苏南地区因战火沦为焦土，人口锐减。同治中兴以后，先祖从人多地少的浙江迁往人少地多的江苏，定居溧阳。家父1932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归属新四军系统，负责粮草军需供应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归属华东野战军（三野）系统。1949年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二野）渡过长江解放了华东地区之后，中央决定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但二野缺乏建立新政权的地方干部。家父作为华东野战军支援刘邓大军的干部，随军进入西南地区，我家也随父举家迁往四川。最初父亲在川东行署工作（当时四川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和川北4个省级行政区划，加上重庆市，与云南、贵州和西康三省同属西南大区，邓小平任大区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治所在重庆北碚。1952年四川的4个行政区划加上西康省的部分地区组建新四川省，省会设在成都，我家又随之迁往，成都便成为我的出生地。
　　不时有同行学者询问，你究竟是哪里的人？因为有时填写籍贯，我是江苏溧阳人，有时标注出生地，我又成了四川成都人。其实准确地讲，我祖籍浙江，籍贯江苏、出生地四川，现居住地北京。这与李鸿章所说的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告别传统社会的变局仍在进行之中。我祖上和父辈的两度迁徙，与大变局中的战乱和革命有关，而我自己的居住地变化则与变局中的改革开放有关。
　　2.接受基础教育
　　1959年我上小学，就近入读成都市颇为有名的实验小学。小学六年学到了什么，在当时并未给我留下多大印象，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直到后来插队、进厂当工人被别人当成知识分子，才感受到优质的小学教育给我打下的基础。当时感受最深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总是吃不饱饭，吞糠咽菜来替代短缺的粮食，至今记忆犹新。
　　1965年我考入了成都市当时最有名的成都四中（现在更名为石室中学）。那时已经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前期，虽然也有学工、学农的任务的干扰，但学业总体说来还算正常，我算是接受了一年正规的初中教育。1966年开始，正常教学工作停摆。直到1968年秋，学校复课闹革命，在学校工宣队的要求下返校。说是复课，其实根本无课可上，成天安排跳忠字舞，绣毛主席画像之类的革命活动。直到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于1969年1月离开成都，到农村插队落户。
　　3.插队落户
　　我们中学插队的地点被安排在四川西昌地区（后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此县地处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全校共600多位同学被安排在这里。当年的公路质量极差，一出成都平原，卡车就整天都在大山中转悠，每小时只能走10多公里，朝发夕歇，600公里左右路程，竟足足走了五天。

　　《市民理论与中国经济》：
　　事实上，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首先由英美经济学家倡导的“经济自由化”之风也吹到了德国，以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为核心的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也在德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策决策领域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德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决策者并非不知道这种自由化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只是因为没有形成像英美那样足以实施这些经济政策的社会压力。许多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早已实施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在德国现在仍然只是停留在议会的清谈上，有些甚至还停留在经济学家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此外，在德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没有形成实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社会基础，还与下述几点原因有关：一方面，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德国从未出现过英美那样严重的“滞胀”问题，德国的经济困难最多只是“只滞不胀”问题。这又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赋予中央银行实施以稳定通货为首要目标的高度独立的制度规定有密切关系，这从根本上避免了像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那样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而出现的“高通胀”的局面。而且，当时联邦德国相对很低的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感染”，而非“患病”。这也是在后来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浪潮中货币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很小，并远不及供应学派的重要原因，因为类似于货币主义的一些政策要求，在德国早已被法律化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了。另一方面，从微观经济层次来看，德国的大公司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也从未出现过美国企业那样的危机，即相对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被日本和其他新兴工业国的企业挤占的危机，其竞争力和市场占有额相对稳定。同时，欧盟相对封闭的市场，也屏蔽了德国企业的一部分竞争压力。这也是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难以形成足够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种意义上讲，德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是德国人为追求自己认为的更重要的目标，如社会公正，缩小东西部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族统一等目标，而“自愿”付出的代价。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那种认为为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付出的经济代价太高的呼声在德国有与日俱增的趋势，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德国和整个欧盟在经济发展业绩上落后于美国甚至英国，已成为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二战”后德国与美国之间曾一度缩小的差距又再一次被拉大的严峻事实，也许会形成足够的压力促使德国人再一次修正自己的政策目标，因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可包容性和灵活性给德国人提供了经济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广泛活动空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经济增长有实际刺激意义的减税方案，不是在更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基民盟一基社盟政府执政时期被通过，而是由通常被认为主张更多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并得以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盟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长达16年执政时期奉行的“多一点市场，少一点政府”的经济政策主张，相形之下几乎蜕变为一种在全球经济自由化浪潮中追求时髦的政治口号。而90年代后期上台执政的红一绿政府的“新中间路线”的经济政策主张反倒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象征，尽管这一减税措施目前还看不出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因为它从力度和范围上讲都实难称道，但左翼政府毕竟使讨论多年的减税措施成为现实。显然这只能归结为，现在德国人已经感到了美国“新经济”对德国经济的压力，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对德国和欧洲社会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压力，不得不做出回应，以迎接挑战。否则，德国和欧盟将有沦落为二流发达国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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