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文学与基督教传统研究_张静波_9787520355629

从宗教角度研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的传统由来已久，但19世纪研究的主导倾向是考察文学中的宗教因素是否符合维多利亚的道德规范，20世纪的研究主要考察那一时代文学中的宗教因素如何压抑人性。实际上，维多利亚时期的基督教传统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入而复杂的，换言之，维多利亚英国文学的繁荣与经典化，都与基督教传统密切相关。而揭示这两者的关系，由此考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的经典特性，正是本专著的主要内容。

《维多利亚文学与基督教传统研究》：
　　罗塞蒂选择诗歌，表述她的基督教信仰，实则并不能完全地反映她和牛津运动的联系。对牛津运动而言，诗歌等同于宗教真理，为信徒们提供了交流和理解信仰的最佳方式。浪漫主义的诗学理论暗示出，诗歌这种体裁包含抽象、超自然，和神圣的方方面面。基布尔通过将感情自发流露的宗教化，进而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过程，从而扩展了这一理论。基布尔也认为，诗意的情感更像是压力或紧张情绪的表露，以宗教的内涵展现出来。他在1832年写给柯勒律治的信中陈述道：“我的想法是——将诗歌视为过度感情、或是丰富想象力的宣泄口。不同的诗歌类型，实则是诗人类型的不同体现。”
　　对于诗歌不同类别的界定，基布尔在他的《诗歌论》中进行了概述。“初级”诗人“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冲动的驱使，诉诸写作，以使焦虑的思想得到救济与安慰”；而“中级”诗人则“模仿前人的思想、表达形式和写作方法”。在第一类群体中，这些诗人包括维吉尔，贺拉斯（Horace）以及但丁（Dante）。在第二类群体中则包含了更为现代的诗人，例如拜伦（Byron）和雪莱（Shelley），他们的诗歌中承载着治愈的力量，从而被联系在了一起。诗歌并不简单地提供慰藉，它实际上被定义为一种慰藉。通过在读者心中创造一种柔和的情感，引导、激发个人的思想，谱写出崇敬与祈祷，诗歌令焦虑不安的个人得以舒缓。在这一观念上，《公祷书》和《福音书》的本质是诗意的，它们都充满了治愈的真理，就像诗人、先知、信徒，提示了人类本性中潜在的神圣本质。如果初级诗人使读者沉淀下来，那么中级诗人则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能够获得镇静，书写教会和国教的传统。后者的思想在基布尔的作品中，以暗喻的形式出现，为信徒们提供了联想的空间。在诗歌中，对情绪的锻造和表达弥漫于信徒之间，并且由教堂礼拜仪式中体现出来。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寺院》（The Temple）、艾查克·威廉姆斯、费利西亚·赫曼斯和华兹华斯等诗人，将诗歌的模式重塑为宗教本质和宗教体裁。
　　1912年之前，《诗歌论》始终没有翻译，在此期间，基布尔却以此理论广泛传播。1838年，在对J.G.洛克哈特（J.G.Lockhart）所著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生平》（“Life of Sir Walter Scott”）的评论中，基布尔将此理论阐释出来。他讨论道：“诗歌是用文字进行间接的表达。对一些压倒性的情感、流行的品味或情感，当纵情表达被压制时，则用有韵律的文字表现最佳。”在此，读者需要关注的一个词是“间接”，在诗歌中流溢的情绪含蓄地暗示了一个神圣状态，即“诗意”，并最终表现为真理所彰显的“宗教性”。在诗歌中解读宗教含义的理论，被牛津运动者们视为“有所保留”，认为这是他们教义中的核心层面，表明上帝的法令仅对那些虔诚之士所感知。有关信仰的著作和对《圣经》的注解，都应当运用暗喻和典故的方法，只让被接纳入会的信徒，理解其中的宗教真理。这一保留同样能够防止那些受过教育的宗教以外的读者们，接触到圣经法令，同时能够降低上帝的某些信条，超越人类理解范畴这一事实，最终仅向那些信仰来世的信徒们展示出来。诗歌以一种有所保留的方式，将宗教信息进行传递，并且是一种感知上帝的隐晦而敏感的极佳体裁；而福音教派的写作和表述方式，与牛津运动者相比，显然过于直率，甚至时时充满攻击性。因此，福音教派的写作方式，被牛津运动者们谴责为——野蛮地将宗教秘密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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