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川保路运动。以往，学界对保路运动的研究过于依赖反对铁路国有的宣传材料，而忽略了成都绅商争夺地方财权的动机。本书试图揭示运动的部分真相，并指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与清廷必要的集权行为形成冲突，*终导致局面失控。自此之后，地方势力坐大；而所谓的共和，掩盖不了国家已接近分裂的事实。辛亥革命研究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尤其应该重视列强如何利用内乱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本书还对晚清社会的腐败现象有所关注。

历史的真相可否还原？宏大叙事对于过往的呈现也会有疏漏？细致入微的察阅会否揭开不为人所知的许多方面？一个时代、民族、国家要以怎样的心态来回应过去？是否在正视过去的同时，也将找到审视当下及未来的方向？作者说：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渗入本能的爱国思想，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分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语言来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收在本集的文章，写作跨度较长，有的是十多年之前的旧作，如《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发表于2006年10月8日的《南方周末》，而《致乱的金苹果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是上个月才写毕的。在《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里，我特意讲到中国商人或传统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回扣。近来经常读到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美文，个别作者往往设定，中国人使用中文，天然具备其他语言使用者不具备的能力和高尚情操。我以为我们必须进入历史细节才能对自己所属文化中的行为特色有所认识，鲁迅绝不过时，不可不读。本书中三篇文章（外加两条附录）有关四川保路运动，值得再说几句。保路运动是武昌军变的先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相关研究却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后来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以及几个抽象概念，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并主导铁路建设、外资是否可以利用以及商办川路公司的财务，等等）反而被边缘化了。我试图从新的角度评述这场运动的性质，抉发保路宣传背后的地方官绅利益和普通民众的损失。我在1978年秋入读复旦大学之前，做过几年街道企业的出纳，祖父又是浙江大学会计，对川路公司的账簿产生兴趣也是合乎情理的吧。 研究保路运动离不开三大册《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汇纂》），在此特向数十年如一日收集、保存这些史料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戴执礼教授（19162013年）致敬。在海峡两岸同时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伍宗华先生在《汇纂》的序言中给保路运动定性。他写道：令人感触至深的，是《汇纂》辑录无可辩驳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保路运动以及为之而献身的志士仁人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揭示了这一运动在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开创功能，并以铁血铸成的文字颂扬了千百万誓死捍卫路权的群众，在推翻满清政权的伟业中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可以说，该书无异是献给辛亥革命先驱们的一份极有价值的厚礼！这篇序言的语调和措辞，可以暂时不论，它写于1991年11月，当时编者已经在数年前将史料全数捐献给来大陆开会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先生，委托该所编辑出版。当时讲求经济效益的中国大陆出版社未能认识《汇纂》的价值，实在是一大憾事。《汇纂》也收有戴执礼先生本人撰写的序言，观点与伍序完全一致。按照那时的标准表述，盛宣怀是卖国奴，在宜昌主持建造川汉路的重庆秀山人李稷勋则是盛宣怀的走狗。果真如此吗？ 建造川汉路，确需非凡的勇气。当年投身这一事业的人士中，我最佩服的是盛宣怀手下的邮传部参议李稷勋。今年是戊戌年，两个甲子之前的戊戌变法又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猛进者破天一声挥大斧（谭嗣同诗），而李稷勋这位戊戌年的殿试传胪是踏踏实实为国效力的。与李稷勋一度共事的还有詹天佑，后者亲自踏勘设计川汉路宜昌至归州一段，并出任总工程师兼会办。詹天佑是留美幼童之一，虔诚的基督徒，他怎能料到川汉路内部的贪腐和结局？晚清新政期间废除科举，在新的学制下一些学工程的回国留学生获工科进士称号，詹天佑是其中之一。川籍的李稷勋和非川籍的詹天佑都是在1919年不幸去世的，那一年爆发五四运动。2019年，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纪念上述两位杰出人士和百年前学生的爱国之举？《校长之忧兼听五四杂音》一文想回到当年更复杂的现场，一个处于大国博弈和国内矛盾背景下的现场。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深深敬佩，但是又隐隐觉得激进学生暴力行为所反映的习性未必有利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中国的发荣。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在上海会出现不利于北京中国政府的谣言？我在去年出版的《海潮大声起木铎》一书中一再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关注外部势力的干预。 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的文铮教授为本书须签，在此谨表谢忱。 今年春天，我有幸参加《新京报》的好书评选活动，在庆贺仪式上还为《游隼》一书的出版社、译者颁奖。为了应景，我自称喜爱观鸟，手机里存有七八种鸟类的照片。想不到这段短短的致辞见报时，七八种变成了七八十种，也许是我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引起误会。同事朋友中不少人订阅《新京报》，他们会不会真以为我摇身变为颇有成绩的爱鸟人？其实我只是在去年秋冬之交才对住处附近的鸟类有所关注，用手机拍下蓝天里飞翔的鸽群和树上栖息的斑鸠、喜鹊、灰喜鹊、乌鸫、极北柳莺和白头翁，有一次甚至拍到一只正在啄食过冬柿子的灰喜鹊。近一两个月，我看着小小的灰喜鹊一点点长大，无所顾忌地游戏，俨然是小区的主人。它们没有婉转的歌喉，叽叽呱呱地叫着，偶尔甚至会从窗外的玉兰树枝上好奇地打量着我，也许是把我当成乏味的房客了。这些被英国诗人济慈称作轻盈的长着羽翼的精灵[　济慈《夜莺颂》里的原文是light 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Dryad系希腊神话中的树精。]天天陪伴着我，就把这本小书献给园子里时而热情、时而静谧的仙子吧。　　　　　　 陆建德 2018年9月1日

陆建德，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3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90年获剑桥博士学位。多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10年调该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著作包括《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思想背后的利益政治文化评论》《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和《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近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和鲁迅研究，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