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先秦诸子，国人立刻想到的是儒道法墨；说到先秦法家，国人首先想到是《韩非子》；说到《韩非子》，国人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个宁可相信尺寸而不相信自己脚的郑人，那个躺在大树下等着再次捡到兔子的农夫，还有那个因为夸耀自己的矛最尖锐盾最锋利而被别人问得张口结舌的楚人……。诸如《郑人买履》《守株待兔》《自相矛盾》等产生于《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已是妇孺皆知，但是对于韩非在寓言上的成就，《韩非子》寓言在中国寓言史上的地位，我们了解得却不够，对《韩非子》寓言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很有限。
寓言一词出自《庄子》。《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说：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庄子》所说的寓言指寄寓性的言论。庄子之所以要用寓言说理，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不会轻易相信另一个人，一个人说的话即使完全真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让他人接受。但是如把自己要说的话托付给第三方来说，别人就不会怀疑。这就像父亲不能为儿子做媒找媳妇。父亲夸赞儿子，在别人听来不免掺杂私情，因而没有可信度。所以，为了取得读者的信任，让他们相信自己说的话，庄子把要讲的道理用寓言故事表达出来，以此达到目的。由此可知，《庄子》中的寓言主要是作为一种说理方式和议论的论据而存在的。但是因为这些寓言故事在论证《庄子》思想观点的同时，还起到因小见大、深入浅出的比喻说明作用，从而与后世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不谋而合。当代研究寓言的著名学者陈蒲清先生认为，寓言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有故事情节，二是有比喻寄托（《中国寓言史》，第2页）。也就是说寓言一定是比喻，但比喻未必是寓言，只有有故事情节的比喻才是寓言。由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先秦诸子典籍中比喻频见，但真正以寓言著称的只有《庄子》和《韩非子》。庄、韩二人是先秦诸子中最擅长创作寓言，寓言作品数量最大，质量最高的两家。战国寓言作品计一千两百余则，源自《庄子》的有186则，源自《韩非子》的有323则（不同的统计者略有差异，多的至四百，但都不少于三百余则），《列子》99则，《吕氏春秋》283则，《战国策》54则。可以看出《韩非子》寓言所占比例最大。战国寓言创作至韩非达到高峰，韩非是战国寓言的集大成者。他所编著的《储说》《说林》是我国最早的寓言专集，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寓言集（赵逵夫《论先秦寓言的成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公木先生评价说：它们（指《储说》《说林》）的出现，不但突破了先秦寓言依附散文而存在发展的窠臼，使先秦寓言有了光灿夺目的收尾，而且还使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新阶段。（《先秦寓言概论》，第71页）丰富多彩的寓言成为《韩非子》在文学方面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说：韩非著博喻之富。意即韩非以举事例做比喻说明道理而著称。这些事例就是寓言故事，它们是韩非阐述治国理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借助这些寓言故事，深奥枯燥的思想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鲜明地体现出寓言是哲理的诗篇、比喻的最高境界的特点。虽然这些寓言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但今天仍然有显著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韩非子寓言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从文学角度说，这些寓言故事不仅是形成韩非子散文峻峭犀利文风的关键因素，同时还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和氏璧》中塑造的执着悲壮的卞和形象，《纵鳖饮水》中卜子妻笨拙却不失可爱的想法和举动，无不显示出早期小说的特点。
从思想上说，《韩非子》寓言从不同角度解说、传播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观念。《扁鹊见蔡桓公》以治病喻治国，告诉为国者要具备见微知著的眼光和消灭隐患于萌芽状态的能力。《棘刺为猴》提醒执政者不能沉溺于动听的言语，而要从实际出发辨别言语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如此才能避免在治国中误入歧途。
从文献角度说，韩非子寓言以历史故事为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来自于一些已经亡佚的典籍，因此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譬如《自见之谓明》通过楚庄王与杜子的对话说明人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有国者容易看到其他国家的问题，却常常认识不到本国的不足。楚庄王与杜子二人的对话中提到庄跷为盗于楚一事，而庄跷实为楚顷襄王时人，因此有人认为这是韩非的一个错误。在另一则寓言《春申君之妾》中，韩非开首即言楚庄王之弟春申君，而史书的记载却是楚申君为臣于楚顷襄王、考烈王时代，而非楚庄王时。于是有学者认为这又是韩非的一个错误。但经过钱穆、杨宽、周勋初等先生考证，这里的楚庄王就是楚顷襄王（详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楚顷襄王又称楚庄王考》），而非那个一鸣惊人、问鼎中原的楚庄王楚穆王之子芈旅。同时通过以上两个寓言故事我们还知道，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这是《史记》中没有提及的。以至于长期使人们误认为，春申君之所以进入《史记》列传是因为他门客众多。而实际却是他和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一样，都是王族，他们能够青史留名固然与其政治作为有关，但出身高贵也是重要因素。诸如此类的珍贵文献在《韩非子》寓言中还有许多，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挖掘。
除了以上在学术方面的价值，《韩非子》寓言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其价值更多体现在穿着外衣的真理这一点上。通过阅读《韩非子》中短小有趣的寓言故事，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人生经验和处世道理。《赵襄子学御》《庆封走越》《郢书燕说》等可谓其中的代表。
先秦时期，御驾车是一种重要的技能。赵襄子拜驾车高手王子期学驾车。学成后与王子期比赛，可是他换了好几匹马都依然比不过王子期。于是赵襄子怀疑王子期没有倾心尽力教他。王子期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该教的都教了，你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使用这些技巧。王子期所言指的是赵襄子在驾车过程中输赢的杂念占据内心，以至于忽略了人、车、马三者的协调，而这一点恰是驾车最关键最需要用心揣摩体悟的因素，所以他无论换多少匹俊马，都赢不了王子期。生活中许多人也常犯赵襄子的错误。在做一件事之前不是思考着如何把事情做好，而首先考虑的是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是否带来利益。假如确定能带来利益，又会想这个利益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诸如此类外在的顾虑充斥内心时，我们又有多少心思去做事情？不能专注于事情本身，又怎么可能取得做事的成效？
《庆封走越》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寓言故事。齐国庆封在自己的国家遇到麻烦，要到其他诸侯国避难。本来晋国离齐国比较近，逃难较为便利，但是庆封却选了距齐国较远的越国。他的理由是越远越安全。他的族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改变你不安分、总想制造混乱的心思，到晋国就可以获得安全。不改变你的心，即使跑到遥远的越国，危险一样存在。这就像现在社会上动辄跳槽的年轻人，当工作不顺心，出现问题时，总喜欢从外部找原因，以为换个单位就可以一切顺利，万事大吉。实际上，不从思想、能力上提升自己，无论到哪里问题都依然存在，因为自身才是问题的根源。这一根源不消除，问题永远存在。
现代社会是一个学习社会，学习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但是读书而不知思考，想当然地认为凡书上说的就是对的，不加辨析地一股脑接受，不仅无益反而有害。韩非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创作了《宋人、梁人治书》提醒人们深入的独立思考是多么重要。这一寓言的两个主角都是好读书者。一个看到书上说绅之束之，就武断地将其理解为束缚自己，于是他就用长长的布带子把自己重重叠叠地束裹起来。另一个看到书上说既雕既琢，还归其朴，于是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求自己讲究文饰，细致入微。而实际上，这句话是说所有的外在的修饰和努力都是为了最终回归内心的质朴和美好。其人所为与书中所讲恰好南辕北辙。但是当周围人对他们不合常理的做法表示质疑时，这两个读书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书上就是这么说的，本来就该如此。因为书上这么说，所以就不问对错、不求甚解地照搬，这本身就是偷懒的读书态度。要知道，即使非常优秀的书籍，也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否则就像吃饭而不咀嚼，囫囵吞枣，不仅容易噎住，造成危险，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影响身体健康。现代社会书籍众多，信息源多样，思考、辨别各种信息的对错真假就尤其重要。《宋人、梁人治书》因此显示出时代意义。
从以上所举例子可以看出，韩非子寓言虽然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它们揭示的道理、蕴含的人生智慧却是超越时代的。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结合时代条件对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调理社会关系和引人向上向善的涵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变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韩非子〉寓言选注选析》的撰写也正是对国家这一文化方针的响应和实践。本书注释以简明为要，旨在帮助读者顺畅阅读。《韩非子》距离现代久远，其语言障碍显而易见，这些障碍不消除，就难以提起读者兴趣。或者读者即使有兴趣，也会因读不懂而又放下。这种情形下，继承从何谈起？本书做的第二步工作是赏析，也就是结合时代对《韩非子》寓言进行解读。美国著名海明威曾提出创作的冰山理论：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则在水面之下。作者只需表现水面上的那部分就足够了，剩下的八分之七，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说明，经典阐释是阅读、理解经典必须做的工作。希望本书的解读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导读者对《韩非子》中的这些优秀寓言故事做更深入的思考，从中获得人生智慧。
《〈韩非子〉寓言选注选析》所选寓言故事以陈奇猷先生《韩非子新校注》为底本，参考多家注本而成。在注释过程中，为了避免烦琐，同一个引号内的多个词条只给一个注释序号，词条与词条之间以空格隔开。但是，当引号内的内容过长、词条过多时，则依内容适当增加序号。特此说明。不当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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