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_李济著_9787208157316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对1928年至1937年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缘起、经过、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这是安阳发掘的领导者本人所作的叙述，是其几十年来工作的一个总结，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论述和史料兼备的“大家小书”。

　　本书出版说明本书由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出版部于1977年用英文出版，是李济先生的最后一部专着。1982年，日本学者国分直一根据英文打字稿将本书译成日文，书名译为《安阳发掘》，由日本新日本教育图书社在山口县出版。1985年，文物出版社把由潘其风、韩康信从英文本译出的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收入《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一书，篇名为《关于殷商人群的体质人类学概述》。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苏秀菊等据英文本翻译的中文译本，但原书图版大多未采用。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将本书编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时，以苏译为蓝本作了校订。本书收入2006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济文集》(第二卷)时，李济先生的哲嗣李光谟对本书又作了复校，中文译本中的舛误大体都得到订正，第十五章的校订参照了潘、韩的译文；凡移用日译本的插图，都予注明。
　　本书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济文集》为底本，对全文作了重新校读，个别注释作了相应调整，插图作了随文处理，彩色图版也作了重新设计，并增加了李济《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张光直《李济着〈安阳〉一书评介》和李光谟《李济和他的〈安阳〉》三篇文章。
　　本书是迄今为止以飨读者的最好版本。自序1928至1937年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发掘所得的考古资料，自抗战以来已出版了几期《中国考古报告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奠定了新的基础。这批材料之所以重要有其一些理由，以下三点也许可首先考虑：
　　第一，当上个世纪末古物家开始知晓甲骨文时，甲骨文只被当作古董在小贩及古董商手中流传。学者们对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大多抱有怀疑。如民国初期一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就公开宣称这是伪造品，但也有几个严肃的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甲骨文性质、内容的研究文章。1928年，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小屯进行科学发掘并发现有字甲骨时，甲骨文存在于殷商时期也就无可怀疑了。从此使中国古文字研究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进军，许慎《说文》在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字解释的权威性开始发生动摇。
　　第二，通过现代考古发现的许多史前遗址是过去旧史学家所完全不知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地系统记录小屯发掘情况，以及无论与刻字甲骨有联系还是无关的全部手工制品，当然还包括全部陶器和陶片。在近25万片陶片中，约可复原1500件完整的标本。笔者依据这批陶器资料呈现的器形及可分期的类型所编纂的《殷墟陶器图录》，脱稿于战争时期，于1954年在《中国考古报告集》上发表。这一陶器群在新发现的史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与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二者之间建立了最坚实的联系。在安阳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小屯遗址中已被甲骨文确定时代的殷商文化层下，发现另一史前文化堆积，其内涵与广泛分布于山东和东部沿海一带的龙山文化极相似。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这一陶器群为研究小屯许多墓葬和侯家庄王陵出土的青铜礼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呈现两个特征：其一是大部分器形明显为西周初期所承袭，如鼎、鬲、觚、斝、爵、盂和盘等；其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器形在与其同时代或史前文化的陶器中找到原型。所以，两地墓葬中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实际上是人所熟知周朝器皿的祖型。此外，安阳青铜礼器继承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形，清楚地显示了它与可能是祭祀用的史前陶器具有牢固的联系。
　　安阳自序安阳发掘在文化、社会和地理等其他方面也是重要的。本书只将这些内容概要介绍。本书撰写过程中，蒙许多朋友鼎力协助。首先我应感谢研究所的同事们，无论在核对原始材料，重新考查出土物，还是查找文献目录方面，他们都全力协助。在美国朋友中，十多年来一直坚持阅读笔者在《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发表的所有英文文章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阅读了本书全部原稿，并为使本书语言通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笔者的老朋友罗杰斯教授不仅对原文加工润色，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对此笔者深表感谢。
　　贾士蘅女士也给笔者以多方帮助，开始曾帮助笔者搜集原始资料，编纂参考书目，用打字机打正文和注释，最后又仔细审核全部校样，笔者非常感谢她耐心而又熟练的帮助。对摄制全部图片的宫雁南先生也应致以感谢。史语所的领导人特许我使用了不少尚未发表的照片。对此，笔者也深致谢意。
　　李济序言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的。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况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占卜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问集中于对古典着作的精细考证，因此，许多学者渴望了解甲骨卜辞的内容。对这些字的正确解释需要把发现的甲骨与称职的学者所作的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全部记录结合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中国学者的本行是读书，而视从事体力劳动于学习无益，因此，使安阳考察成为可能的社会需要和体力需要，必然要求学术界和社会来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国已为此作好了准备，若无这种社会和智力变革的新形势，安阳发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安阳考察计划产生于社会革命，而最终又以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为转移。
　　自始至终负责安阳发掘的李济先生为完成这项光荣任务已作好了准备。李先生在中国接受古典式教育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并获人类学博士。当时，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很活跃，但他们主要集中精力在寻找远古人类和研究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李先生回国后，结识了那些正忙于探寻古代中国历史奥秘的外国杰出学者。李先生从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探讨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即使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探寻、考释中国早期的文字记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一开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献和仔细的田野考古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所选择李济指导安阳发掘是明智的，因他受过两种训练，足以把研究仍处于传说中的中国早期青铜时代和把此时代置于中国信史的适当地位这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李先生现在是对安阳发掘的起因及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后对一些考古学者从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资料中所获知识进行总结的最合适的人。
　　前两章中，李先生一开场就介绍了现代考古舞台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叙述了最早认识中药中的“龙骨”其实就是记叙早期青铜时代并把商朝引入信史领域的文献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细节。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说明了20世纪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情景，并叙述了几个杰出的外国人的贡献。接着就是安阳发掘计划的制订，财政上的困难，他与弗利尔艺术馆的最初合作以及该馆与研究所的最后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开始叙述安阳的历次发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物。对安阳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作了回顾，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年停止。接着的几章介绍了日军进犯南京前史语所逃难的情况。他们历经漫长艰难的跋涉，携带着发掘的珍贵资料以及能搬运的图书技术器械迁到中国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又得搬迁。这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未挫伤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积极性。研究所临时住址一经安顿，他们立即恢复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着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了和平，但未给中国以和平。曾促使安阳发掘成为可能的那个智力和体力的革命在继续升级。研究所很快被迫迁往台湾，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员，恢复了工作。
　　最后几章概述了安阳的种种发现及对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进行研究而产生的一些主要着作。像中国一切考古活动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许因政治见解而永远停止这个项目，或是用政治见解来渲染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种种发现，这是值得大大称赞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的发掘，安阳是个典范，对那些继续从事中国考古的人也是个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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