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要：管子_池万兴著_9787561391990

　　管子(？～前645)，春秋时期政治家。致力于“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活动，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1个霸主。在齐执政四十余年，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经济上，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采取“案田而税”的政策，提高人们开发土地的积极性；鼓励贸易，重视商业；主张由国家铸造和管理货币，建立国营商业机构，以调节盈缺，增加政府收入。社会管理上，将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不许混杂。军事上，采取“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方法，将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人事制度上．采用“量能而授官”原则选择与提拔人才。管子思想集中体现在《管子》中，《大家精要：管子》乃管子后学著作汇编，是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桓、管君臣之间的磨合（代序）
　　历史上有明君方有贤相，有昏君就会有忠臣。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明君，而管仲也成为历史上贤相的典型代表。两千多年来，人们滓津乐道桓、管之间的君臣遇合，认为管仲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实现其大济苍生的壮志，关键就在于齐桓公知人善任。没有齐桓公的重用，就不会有管仲的青史留名。实际上，这样看问题，过于表面化、肤浅化、简单化了。桓公知人善任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管仲确实具有过人的才华与胆识，更具有坚忍不拔、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和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的优秀品质。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与任何人的成功都必须具备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管仲的成功，齐桓公的作用自然不应忽视，但这只是客观条件。这一客观条件对于齐桓公当时的众多大臣们都是同样的，可是只有管仲成功了，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可见，管仲的成功更主要的是由于他自身的主观条件与主观努力。这里我们无意探讨管仲成功的主观原因，而是想重新探求桓、管之间君臣艰难的磨合过程。不难看出，君臣之间风云际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中我们自然会受到不少启迪。这正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之所在。
　　齐桓公和管仲之间的君臣磨合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起初，在治国方略上二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随着君臣之间的相互了解，彼此适应，才逐渐地达到政见相同、配合默契、言听计从的君臣风云际会最为理想的遇合境界。大致而言，管仲相齐，桓、管君臣建立霸业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桓公即位后前四年（前685～前682）。这四年桓公与管仲之间政见不同，齐桓公急功近利，急于对外用兵，为争霸受挫时期。管仲初涉政坛，面对齐国大乱后的动荡局面，主张先修内政，富国强兵，亲邻国，然后团结诸侯择乱而征。对此，《管子·大匡》有比较详细的记述：齐桓公初年，即欲“小修兵革”，管仲以为不可，力谏道：“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桓公应允，但“政未能行也”。“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日：‘欲缮兵。’管仲又日：‘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明年，公怒告管仲日：‘欲伐宋。’管仲日：‘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日：‘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日：‘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土劝于勇，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日：‘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桓公为加强军备，增加税收，招揽勇士，按勇武程度授予官禄，结果在朝廷中为争夺禄位而互相残杀的事不断发生。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管仲并未发挥重要作用，齐国朝政依然比较混乱，君臣之间尚未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
　　第二阶段，桓公五年到七年（前681～前619），治理整顿，稳定局势，准备争霸时期。桓公虽然急欲有所作为，但无数次的失败与碰壁教育了他，使他逐渐地冷静下来。尤其是在曹刿结盟中，桓公不但受到羞辱，而且差点送了性命，这才“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大匡》），也从此对管仲“不听”建议到逐渐重用。君臣之间才逐渐地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共谋大业。对此，《大匡》中有一段记述：桓公“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日”，但这段记述中，纪年较乱。先言“五年，宋伐杞”，又说“明年，狄人伐邢”。接着又说“明年，狄人伐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如果这里记述不错的话，那么，“狄人伐卫”应在桓公七年。
　　此外，由这段记述也可以看出，桓公七年（前679）之前管仲并未专政，而是管仲、鲍叔还有隰朋、宾胥无共同辅政。但明显的是，桓公对管仲逐步信任有加。大致也是在这一时期，齐桓公频繁地交会诸侯，齐国在诸侯间的地位明显提高，这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桓、管君臣之间的彼此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桓公由不听管仲之劝到逐渐地接受管仲的意见，态度进一步转变。管仲认为，为了能够顺利地治理国政，实施其富国强兵、争霸诸侯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必须首先树立自己在齐国的威望，进一步巩同自己在朝廷上的崇高地位，使自己在朝廷上享有除国君以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便令行禁止，所以他竟然公开地向齐桓公要名要利要地位。《韩非子·难一》记载：“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日：‘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日：‘使子列高、国之上。’管仲日：‘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日：‘使之有三归之家。’管仲日：‘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说苑·尊贤》对此也有形象的记述：“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日：‘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日：‘何故？’管仲对日：‘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之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日：‘何故？’对日：‘疏不能治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高”“国”，即高子、国子，是当时周天子所委任的负有监国之任的世袭上卿，每年春秋两次朝见周天子，回复王命。齐桓公使管仲居于高、国之上，由此可见他对管仲的信任程度以及其为相之尊。当然，管仲要贵是为了“临贵”，要富是为了“使富”，要名是为了“制亲”，正如霄略所说：“管仲非贪，以便治也。”管仲有了可以“临贵”“使富”“制亲”的身份和地位之后，齐国基本上形成了君主制下的宰相统领百官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宰相制度的开端，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从此之后，管仲位高权重，上承君命，下通群臣，为百官之长。这为他建立万世的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阶段，管仲在内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在政治上：主张加强君权，君主拥有生、杀、富、贵、贫、贱六柄。为了保证君权的有效实施与顺利执行，他建立了一套由中央和地方二级组成的完整的官僚政治体制。在这套体系中，中央设立二相五官，地方则行国、鄙二轨制。同时他又充分考虑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制定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决策原则。从而使齐国由原来的宗法贵族政体过渡到比较开明的君主官僚政体。
　　在经济上：第一，实行“四民分业”，把全国人口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让他们分别居住，并对他们提出不同的职业要求和提供职业保障。第二，管仲将国家所控制的因战争和内乱而荒芜了的大片土地，按照井田的规划形式均分给农民，然后又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即根据土质的好坏来确定纳税的等级。并将陆、阜、陵、墐、井、田、畴等各种土地，较为公平地分给农业人口耕种。这种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与对国家的负担挂起钩来，相对要合理一些，从而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与生产积极性。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从而使齐国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巨大的发展。第三，提倡“毋夺民时”，政府不在农忙时节征发劳役，以保障农业生产适时进行。禁止乱砍滥伐，保护自然资源。第四，提倡“养桑麻，育六畜”，“通货积财”，积极发展工商业的政策，鼓励跨国经商，对外来客商实行“关市几而不征”的政策。其结果不但达到了民富国强，消除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强了社会的稳定性，而且牢固地奠定了称霸诸侯的经济基础。第五，实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第六，铸造钱币，适当调整物价。
　　在军事上：管仲创立了“作内政而寄君令”的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体制，并采取了以兵器械具赎罪的措施，从而使齐国的军源与军赋得到了最大的保障。每年的春秋两季实施军训，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对此，《国语·齐语》说：“春以蔓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旅。”这样，齐国便拥有三支劲旅，并凭借这三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南征北讨，所向披靡。
　　在外交上：管仲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亲邻国、征淫乱的外交策略，并以“尊王攘夷”为旗帜，号令天下，这样便借周天子的名义提高了齐桓公的威望。同时，又联合中原各诸侯国，击败了北方少数民族，保卫了中原地区的安全。对此，《国语·齐语》中说：“（管子日）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然后以四邻之国作为基地向四周辐射，择淫乱者而征之，以达到称霸诸侯的目的。
　　在人才选拔上：实行尊贤尚功政策和“三选”制度，各级官员必须定期向上举荐人才；国君亲自对人才进行面试；对被选用者定期进行业绩考核，选优汰劣，决定任免升降。这样，大批贤士得到重用，为齐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第三阶段，桓公七年（前679）之后，为齐桓公与管仲齐心协力，四面出击，主盟定霸，称霸诸侯时期。《管子·小匡》说，齐桓公“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出兵”，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齐国国富民强，国力大振，并于桓公五年起开始盟会诸侯。北杏之会虽然未得到周王室的认可，诸侯并未真心亲附，但是，北杏之会以后，随着齐国灭遂、收鲁、服宋，以及郑、卫等国的入盟，齐桓公的盟主地位便得到了周王室的支持与认可，齐国的霸主地位逐步确立。桓公七年，齐国与宋、陈、卫、郑等诸侯又一次会盟于鄄，桓公独自主持盟会，从而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左传》称此次盟会为“齐始伯也”。《史记》也将这次盟会看作齐桓公称霸的开始。齐桓公八年（前678），齐国、宋国、卫国共同讨伐郑国，郑服。桓公八年冬，齐桓公、鲁庄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工以及许、滑、滕等国的君主，共同会盟于宋国的幽地。这次参加盟会的诸侯众多，人心也最齐，从而显示了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日益巩固。
　　从桓公七年到四十三年（前643）齐桓公去世的三十余年间，尽管楚国不断企图向北扩张势力，但一直被齐国扼制，齐国在中原一带的霸主地位十分巩固。在此期间，齐桓公九次用兵于戎狄，从而建立了所谓“攘狄”的赫赫功业；扼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企图；团结诸侯，共同尊周，匡扶王室；代天子讨伐不顺：平定王室内部的叛乱；为周王室解除边患；率领诸侯共同维护宗法秩序；稳定诸侯各国的统治，从而完成了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司马迁在《史记·齐世家》中引述齐桓公的话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又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可以说，没有管仲，便没有齐桓公的霸业。
　　管仲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而管仲之所以在历史上长久地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是《管子》这部书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管仲不等于《管子》，《管子》亦非管仲所著，但管仲因《管子》而产生深刻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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