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大听讲座：寻找法学的趣味_贾广芳_9787568048255

本书采用访谈与讲座相结合的形式，讨论我国的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及宪法等学科特点，思想概念来源，以在本土语境中遭遇的困境，并针对问题提出展望。同时介绍学习法学的相关方法，理论讲解深入浅出，实务分析通俗易懂，有利于激发人们对法学学科的学习兴趣。

代序

在法大问学记

感悟法学成长及术业专攻的轴心突破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我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问学于中国政法大学，重回法学教育的现场，感悟法学成长及术业专攻的轴心突破所在，记录下当代当时庄严的、真实的法学教育及研究现状。讲授刑法的老师在课堂上鼓舞学风和士气：本科、研究生时代，是法学研习训练的轴心时刻。一学期有 18 周，让研究生写 20 篇论文，法律人的思维就是要快。，老师还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原理作为理据：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2016 年，在课堂上，舒国滢老师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的辩难与质疑：法学是幼稚的，史学是危机的，哲学是贫乏的，经济学是混乱的。社会科学整体存在的幼稚、危机、贫乏、混乱，无疑也是在促使我们反思我国文化的生产性困境。

法学家不能仅仅作为青年人的导师，带领青年人认识法律的原初基础，我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生产性，法学的科学性，有无自我再生能力，舒师在对话中，讲述自己对深层次问题的忧思，因为法学高度的科学性和深刻的衰败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文化的生产性，这也是日本学者竹内好先生所关注的问题。竹内好先生在《何谓近代》一文中指出日本文化总是面向外界的，等待新的东西的到来。文化总是从西面来，儒教佛教便是如此。在日本文化中，新的东西一定会陈旧，而没有旧的东西之再生。日本文化在结构上不具有生产性。即可以由生走向死，却不会由死走向生。美国学者列文森在研究揭示儒家文化内在特质方面着力甚深，就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主要是针对中国现代的新传统主义：儒家思想在近现代世界中，是否完全丧失了其原创性的智慧和对于人们心灵世界乃至近代社会历史进程之客观的影响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窘境，他们在情感上执著于自己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他们对于过去的认同，缺乏知行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尤其是法学，从价值理念到法学思想，都在借鉴欧陆法学，更加接近西方的法律语境、思想方法，几乎很难找到自己的传统法律理念，从而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研习法学

的过程中缺少亲切感。讲授民法的姚新华老师指出，要更好地研习民法，必须了解德国史、罗马史。舒师的求学经历具有某种代表性，他自1979年始，早期学习法学时，一直在寻找对法学的兴趣，试图让自己喜好法律之学。直到1993年10月，舒师获得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的机会，这是学问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极大地改变了他对法学学科的认识，法学是有思想品位的、有魅力的，法学是古老高深的学问，具有思想和审美上的吸引力，并使他真正感受到大学的使命与精神气象：

哥廷根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藏书，仅法哲学方面的著作就有数万卷，甚至能够找到 17 世纪的著作，看到书架上一排排齐全的法哲学大师的作品，令人震撼。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过去从未曾见过的法美学方面作品，感受到诗人席勒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

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大地之情怀。2005 年，《政法论坛》连载邓正来教授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法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什么是法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法学的科学生产性，成为中国法学成长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回顾轴心时代（寻求轴心突破）：法学到底有没有科学性？ 2011年至今，舒师一直在研究法学成长中的方法与知识谱系，想从西方法学知识发生学角度寻找答案。他寻找法学的科学之路，试图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方向的戴逸之问的解答。舒师在对法学家普赫塔的法学建构的研究文章中专节论述法的生产性：在普赫塔看来，法不仅仅是意志的产物，而且也是来自抽象推导之概念的产物，法学不仅仅在于研究所谓法学家们的一致意见或法学家们的通说，而更重要的在于研究一种建立在科学根据之上的意见，它不纯粹是继受性的，也不仅仅是解释制定法和习惯法，而像其他科学一样，法学具有生产性，负有一种生产性使命(如上所述，科学本身是一种法源 )。法学家必须一方面意识到该权利在法律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该权利的来源向上追溯至权利的概念，并从权利的概念向下追溯，才能得到此项权利，该权利的性质才会被完满地确定。耶林论述概念的特性：概念是生产性的，它们自我配对，然后生产出新的概念。

耶林认为，什么是法学，法学就是在法律事务中的科学意识，真正的科学所显示出来的特征，也就是一种永远不会满足于寻得某个事物而总是继续追寻的精神。耶林的观点与我国儒家经典著作《大学》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精神是相通的。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序言中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其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写道：我指出以世界为目的，正是因为预感到，为了构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观，和以往欧洲的国家原理相对照的亚洲的社会原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这一社会原理，用中国的说法也可称为天下的原理或生民的原理，即人与自然互相调和、人与人之间互相团结的民主大同的原理。沟口雄三先生代表了中国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其价值恰恰在于，在面对我们自身问题的时候又不能丢掉自己的主体性。本书中提及的姚新华老师已于 2017 年荣退，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本科课堂上，很难有机会聆听到姚新华老师的讲授，不禁令人有广陵散之叹。

一本书主义：静下心来搞清楚一两个小问题，产生知识增量，也比简单、粗糙地去编撰一部大块头的书，更有价值。姚新华老师、张俊浩老师，都是倡导一本书主义。1998 年下半学期，在中国政法大学阶五教室，一向疏于打扮的姚新华老师，穿着西服、佩戴领带，站在讲台上，同学们热情地为他鼓掌，那是他的阶五教室时刻。

王人博老师更像古代书院里的老师，与弟子们具有某种古典式的伦理性的师生关系，王老师谆谆引导青年人理解生活和学问中的宪制与规矩：说话不要太直，我的年轻的弟子们。荀子所云虽有矛戈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我年轻时对张之洞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体用说很反感，到了中年，则感佩他的睿智。王老师第二阶段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宪制思想的梳理，

把晚清到民国时代的宪法、政制思想进行了解读，提炼出富强为体，宪法为用，认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精英之所以引进宪法，所看中的并不是宪法本身的价值，而是宪法所可能带来的国家富强的效应，可谓是对张之洞体用说的传承和发挥。

青年一代士子的历史使命：发扬自己的新文化，创造此下的新历史。

孟庆延老师总结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中社会学的意涵：士与中国社会是全书的主旨，钱穆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士，是中国历史中一条有力的动脉，并以传统士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弟子，承载士的使命与气象，开创此下的新历史。教育的第1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发扬自己的新文化，创造此下的新历史。你们应关注的是法学的大问题，要创造自己文化的新历史，年轻士子，任重道远，置身法学成长、术业专攻的轴心期，前见古人，后见来者，方可获得精神动力与飞跃。让我们出发！

贾广芳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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