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以楚史及屈赋为中心_张树国著_9787010196138

　　《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以楚史及屈赋为中心》首先借助出土金文文献及战国楚竹书，补充完善楚史史料；其次借助出土楚竹书，对屈原流放生涯以及悲剧命运考辨清晰；再次借助出土文献资料研究《楚辞》作品，对几个千年疑案得出性的结论。

近些年来，随着出土战国竹简的大量问世，对简帛文字与先秦文学的研究，成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学术界已经编订了大型集成类的竹简书册，最富有代表性的诸如马承源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全九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已出七册）、湖南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全七册）、荆州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以及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等等。古文字学界对上述古代篇章已经做了很好的释文，同时编订了许多《文字编》之类的工具书，从而极有益于学者的研究。这些以战国文字书写的哲学、史学以及文学作品，对上古文化研究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但相对于硕果辉煌的古文字研究领域，先秦文学研究领域对以古文字为书写符号的上古文献反应要稍微迟钝些，存在太多有待开发的领域。我经常参加一些先秦文学讨论会，也经常听到诸如某楚竹书、某战国竹简假的伪造的等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就现在事关古文字的出版物来说，确实有造假之书印行，学者早已辨明清楚，没必要以偏概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有些古典文学学者对以古文字为载体的先秦文献的态度，与西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时期的一些今文学者并无二致。其争论的焦点和起因，即是否认识古文字，是否掌握声韵训诂等基本技能，是否了解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简帛古书的发展规律。众所周知，真正本源性的先秦文学就是以这些古文字作为书写符号、作为思想载体的，而现在传世先秦文学的绝大多数文本实际上是经过秦始皇书同文，经过秦汉隶变古书传抄而来的，本课题对上古楚文字及秦汉隶变古书以及传抄问题都有多处涉及，借以解决楚史及屈原《楚辞》中的疑难问题。因此，首先应该了解秦汉隶变与先秦古书的传抄问题。
　　一、隶变与古书传抄问题
　　隶书的创制虽始于秦代，早在秦始皇书同文之前，战围文字已经出现了简率化倾向，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指出楚帛书《四时》篇等文字，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世的隶书，秦始皇帝改革文字的最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①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指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②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竹简，有《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等竹书，抄写时间为战国晚期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之间，竹简上的文字为秦隶。有学者认为隶书是战国晚期在秦文字俗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字体。③隶书形成以后，随着秦朝的统一，颁布全国，作为书写的规范汉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六年）车同轨，书同文字。同书记载《琅琊刻石》铭文，云：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器械一量，同书文字。④书同文即用隶书统一全国文字书写。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始皇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⑤许慎《说文叙》论战国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兼并天下.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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