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村政治:近代以来乡村社会政治信任的变迁》是一项关于政治信任的口述史研究,选取的个案是湖南东部的宗村。宗村地处湘赣边界,毗邻革命圣地井冈山,是“三大学士故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宗族文化浓厚,历史底蕴深厚,近代以来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涌现了诸如民国中将彭国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等著名人物。作者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以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线,展现了近代以来乡村社会政治信任变迁的生动画卷。作者的研究发现,在以宗亲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乡村社会,传统政治信任的发生依赖于以宗族为核心的“信任的文化网络”,中国共产党抛开了传统社会“信任的文化网络”,却获得了乡村社会高度的政治信任,但是随着现代性因素的不断嵌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的政治信任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如何构建乡村社会稳固的政治信任?这是作者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
这是一项关于乡村社会政治信任的研究。在“三农”问题成为“问题”之后,乡村社会政治信任问题受到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们或者探讨农民政治信任与乡村选举之间的关系,或者描述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信任的状况,或者聚焦农民抗争行为中政治信任的变化,或者分析新农村建设中国家惠农政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张厚安先生等人提到的“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的说法成为反映农民政治信任的一种经典表述,①其后被研究者屡屡提及。李连江先生的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信任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异,他们对上级政府的信任度要高于对下级政府的信任度,②他在关于农民政治信任与上访的研究中同样发现,农民更倾向于信任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而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产生了上访行为,正因为相信中央政府关心农民并欢迎农民上访,也相信中央政府有能力为上访者主持公道,农民才通过上访来反对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③有的学者通过2003-2005年在福建、浙江两地的问卷调查也证实,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程度最高,省委省政府居次,市委市政府排第三,县委县政府较低,乡党委乡政府最低。①有学者在1999年至2008年的十年间对我国五个省份60个村庄的追踪研究发现,农民的政治信任十年间有大幅度提升,但他们对上级政府的信任度要明显高于对下级政府的信任度,从中央政府开始,每下降一个层级,农民的政治信任度下降10%左右,直到乡级政府和村组织,仅有j成多。②我在2010年对湖南五县十村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不过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惠农政策的影响,农民对村支两委的信任度要高于对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信任度,而且他们对县级党政机构和乡级党政机构的信任度差别很小。③
本研究无意于探讨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也无意于描述某个时段农民政治信任的状况并进行理论分析。本研究意在展现近代以来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过程并探讨其内在机理。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我选择了湖南东部的宗村作为研究个案。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的传统、民情差别很大,影响乡村社会政治信任的因素也不一样,宗村地处湘东,宗族文化浓厚,村民同姓而聚居,人以族分,同一个姓氏的村民往往由共同的祖宗繁衍而来,建有共同的祠堂,村落由不同的宗族构成,宗族又由若干家族构成,家族则由一个个家庭组合而成,这样构成的村落有着某种内生的秩序,同时又处于政治国家的影响和主导之下,其变迁过程反映着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这为观察和分析乡村社会政治信任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彭正德,男,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人选者,主要研究政党政治、农村政治。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项目,在《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已出版专著2部:《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以1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民生政治:新农民建设中的农民认同——湖南五县十村考察》。
前言
第一章 传统社会的信任与秩序
宗族
乡绅
传说
第二章 社会激变中的憧憬与信念
革命
走兵
变天
阶级
艰辛
第三章 激情岁月中的忠诚与迷茫
躁动
另类
关系
第四章 时代转换中的幸福渴望
集体
单干
第五章 市场化进程中信任的嬗变
祠堂
集市
干部
宗教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