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_叶曙明_9787510858598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本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重读五四

再版前言

距离这本书的初版，转眼已经过去六年了。六年前这本书刚出版时，有记者朋友问我：你为什么把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向前推进至1895年的公车上书，把这一段历史称为五四时代？为什么将公车上书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

当时我说：因为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现代版的春秋时代，在此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同治中兴，还是经世派（包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枏等人），他们基本上是在用的范畴内打转，没有涉及到体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则是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了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来，这是划时代的。刚好它也发生在4、5月间，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场流产的五四运动。

今天，当这本书重版时，这个问题自然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了。但我关心的不是五四运动的起点在哪里，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五四时代。当清代末年，西潮东来之际，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这个口号，是不得已的无奈之选，因为当时西潮之盛，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想关门闭户是不可能了，守旧者希望以这个口号抵挡一阵子，至少不要让祖宗创下的体败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上，拖得一天算一天，等熬到自己身后，管它洪水滔天；而革新者则希望以用为突破口，最终会走到体的改变。

因此，可以说无论守旧者还是革新者，内心深处其实都已明白，体最终是要变的。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却让革新者大跌眼镜，西用的引进，不仅未能成为改革中体的突破口和推动力，相反，西用引进得愈多，改革中体的阻力愈大。等到中用与西用经过几代人的混血杂交，已经难分彼此时，人们反而觉得，不要西体，中国也一样可以富足强盛，也一样可以雄视天下，万国来朝。于是，重振儒教，光复旧物的呼声，愈来愈高，甚至连废除公历、恢复夏历，以黄帝纪元这一类在五四时代已遭共弃的主张，也竟在21世纪再次冒出，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戊戌变法造就了梁启超，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宋教仁与陈炯明这三个人，我认为是北洋政府时代最具现代政治意识、最杰出的人物，如果中国也有五月花号，那这三个人一定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了。民国成立之初，如果由他们三个人来做，也一定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可惜，梁启超开了一个头，宋教仁想接上去做，结果被暗杀了；陈炯明想接上去做，结果成革命的叛徒了，梁启超自己也是惨淡收场。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新大陆，而是一个整天把三代之治挂在嘴边的国家，是一个连公历都时时有人想废除的国家。

当然，我们谈春秋战国的思想史，不可能只谈孔、孟，而不谈老、庄、墨等诸子百家，也不能把某一家视为进步，其他皆为反动。谈新文化运动也一样，这个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文化人物，必须把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都包括在内，才足以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轮廓。把他们的文化背景、思想脉络都摸清楚了，才会大概明白，为什么我们总也走不出五四时代。

五四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之一，就是百家争鸣。国家的进步有赖于思想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百家争鸣。在五四的思想与文化界，并不存在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的问题，更不能简单地以进步与反动的二分法来归类，不能说陈独秀一派是正面，林纾、辜鸿铭一派是反面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最大的毛病就是以独尊来反对独尊，以思想专制来反对专制思想，公开提出不容匡正的主张。这难免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之中。

在当时，他们的这种主张，如果仅仅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倒也无妨，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仍然独尊一家，而贬抑其他诸子百家的话，那就等于否定了启蒙的基本意义，又回到了罢黜百家，独尊术的老路上去了。

有人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也有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腰斩。这要看新文化运动怎么定义了，如果定义为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五四运动确实令这个时代灯暗转场，转向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代；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文学革命运动，那五四运动不仅不是一种干扰，而且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们不妨仔细探讨一下，陈独秀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二者是承载着新文化运动的两只轮子，不能不弄个透彻明白。新青年们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陈独秀的科学，早期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科学的；到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正的科学。而胡适对科学的理解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到哪儿去，我们就跟到那儿去，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新青年们对民主也有不同的理解。陈独秀与李大钊主张的民主，接近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它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而是通过公意，或称普遍意志，简单地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群众运动来体现的。对此，李大钊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胡适则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价值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不能抹杀少数，不能不尊重少数，更不能压迫少数，毁灭少数。

新青年在把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高高举起时，没有同时把自由与法治的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严重的缺失，导致后来群众运动绝对主权、群众运动难免过火、矫枉必须过正一类观念，大行其道，影响了中国几十年。

什么是民主、自由？做一个蹩脚的归纳：民主就是说是的权利，自由就是说不的权利。说是，意味着我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入场券，可以通过多数决定原则投出我神圣的一票。说不，意味着我在公共权力面前，有保持个人意志的权利，不会因为对公共权力说不，而受到歧视、压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这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宪法、法律的保障。

当五四运动发生火烧赵家楼和殴打官员的事情后，《每周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也就是说，只要是出于群众运动，即使杀人，亦属无罪。这是一个步入歧途的危险信号。后来，在国民革命时代流行的口号叫作不为同志，即为叛逆，便是走到了极端去的新青年主张。

六年前，当这本书刚出版时，许多读者对我把陈炯明评价为与梁启超、陈独秀并立的新文化运动三个代表性旗手之一，感到不解。六年之后的今天，理解并接受这一看法的人，已愈来愈多了。

我为什么推崇陈炯明呢？因为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没有搞群众运动，没有演双簧戏，没有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既没有主张全盘西化，也没有主张全盘摧毁传统文化，他只是在自己影响力可及的范围内，真正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

陈炯明在广东禁烟、禁赌、办大学、办平民教育、推行城市清洁卫生、制订省宪法、维护言论自由、推行自治运动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墨官司。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因此，只要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新文化运动依然是以进步与反动相争的革命形态呈现；只要在我们的叙述之中，五四运动依然是以爱国与卖国的民族主义主题，作为它唯一彰显的历史意义，那么，陈炯明存在的价值，便不会打折。

这本书的副题是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对于刚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中国来说，那确实是一段青春的记忆。纪念与反思五四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实都是在五四运动时定下了基调，第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几乎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今天我们所尝到的果，无论是甜是苦，我们走过的路，无论是直是弯，都是那时种下的因。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时代的光芒，才总显得那么耀眼；五四的话题，才总是那么激动人心。

今天的中国，与六年前的中国相比，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今天我们再次重读五四历史，也许会得到更多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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