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通览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纵览_中国宋卫忠_9787200138719

本书是《京华通览》的一个分册。北京建城建都以来，城墙与城门的建设和变迁有着悠久的历史。也和北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本书对于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北京城墙城门的繁杂记载进行了梳理，尤其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北京城墙的陆续拆除情况进行了客观的记述，配以珍贵的历史地图与照片，通俗性与可读性兼备。

北京是一座有悠久建城史的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北京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历史文化价值极高。
北京城墙和城门的产生、发展、演变，与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的变迁关系十分密切。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会之处，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地带，历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北京还是从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三条道路的交会点，也是太行山东麓南北通道的终点，地理位置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使得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功能突出的城墙自然成为建设的重点。
早在史前时代，在与中原和塞外文明密切的交流往来中，北京地区的文化不断发展进步。原始社会末期，北京先民的生活由原始聚落进入到早期城市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比较大的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芽，氏族首领之间的掠夺财产的战斗也开始频繁地发生。一些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聚落，建立起最早的都邑。出于防范野兽以及敌对部族
的袭击，原始先民在聚落周围挖掘壕沟，成为城墙的起源。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北京地区形成了奴隶制方国，后又成为西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为了防御外族入侵，保护本方人员的生命财产不受侵扰，城墙原有的对外军事防御功能被延续和不断强化。经过长期的应用发展，以稳定的系列组成要素，初步形成系统的防御体系。同时，城墙对内维系城市内部的等级秩序，保障日常使用等方面的功能也日益突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文献中都记载了当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既强调了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又说明了城墙划分君民的功能。这种以宫城城墙区隔诸侯国君和下层平民、奴隶的方式，在西周燕国的都城也有所体现。在遗址保留较完整的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中部就有一道隔墙，将城市分为两个部分，将宫殿区、生活区与军事驻扎区等分开。这种分割君民、等级的做法后世不断加强，发展到清代，则上升成为满汉分居的格局。
秦汉至唐五代时期，北京或为中原王朝经略北方地区的重镇、南北贸易的枢纽，或为少数民族南下的据点。在此过程中，北京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最终发展为北方多民族聚居的大都市。这一时期的城墙也在修建、破坏的反复中，不断提高规格，使北京成为华北地区最坚固的城池。
辽金时期，北京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和身份发生了变化，城墙的结构和布局也随之产生变化。辽南京虽沿用唐五代幽州城，但出现了皇城和专门的宫殿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墙、城门。金中都则是北京建都的开始，对辽南京的城墙和城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以儒家思想观念对城市进行规划。在城市中部建立皇城和宫城，以中轴线的形式将重要的城门和宫殿加以布置，强化天子居中的观念。
元大都在平地另造新城，用整体规划的方式，将统治者的观念在城墙和城门的设置上体现无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华丽的都城。明清两代更是在元大都基础上进行改造，将北京塑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体现。一层层城墙即是抵御外敌的坚固屏障，又营造出一种专制君主唯我独尊、皇权至高无上的氛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除了军事和政治功能以外，由于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人们的观念文化以及休闲娱乐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城墙属于北京城市意象空间的构成要素中的一个独特地标、节点，它的围护让人们拥有了十足的安全感的同时，也成为人们地理定位和区别城乡的重要参照。不论是外地人或本地人，都可以借城墙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估计出城中某一点大致的方向和距离，带来清晰的方向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各个城门不同的功能、城门内外的景致，以及瓮城内的宗教建筑等等，也都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爬城墙、捉蛐蛐、摘酸枣、逛庙会、扫墓、挖野菜、踏青等等，人们在适应城墙城门营造出来的空间的同时，也利用城墙和城门创造出十分绚烂多彩、生动活泼的大众文化。
近代以后，在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之下，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遭受了沉重的劫难，不少建筑毁于战火。清王朝的覆灭，各种宫禁被废除，皇城的改造使皇城在城墙消失后，变得模糊不清。与这些相比，对城墙和城门影响更大、更深远的因素，是日益发展的城市现代化。古老的城墙到近代以后，其原有的功能逐渐丧失，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传统帝都与近代城市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近代市政的建设、新的都市功能的需求等等，对城墙和城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城门的瓮城被拆除，不少城楼和箭楼因年久失修而消失，北京城墙已经不复昔日之雄伟，但整体形式尚存，在衰落和破败中挣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头两年曾经对各个城门进行过保护和修葺，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旧观。但是，在北京发展规划中，要将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决策与保护古老的北京城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和争论。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保护城墙和城门的梁陈方案被否决，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冲击。在苏联专家的规划之下，北京的城门和城墙陆续被拆除。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1955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被拆掉，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1959年，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7月，
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时大部分被拆除。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保护古都的意识的增强，对北京历代城墙遗址的保护工作全面开展起来。金代、元代的土城遗址，明清皇城城墙、明清内城城墙遗址等，陆续被公布为北京市、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以城墙遗址为核心的金中都城墙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皇城遗址公园等相继建成，将保护文化遗产与改善民生、改良生态等有机结合起来。一些重要的城门建筑开始复建，
如永定门城楼、外城东南角楼、地安门雁翅楼等，北京中轴线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预备目录。北京古代城墙和城门保护工作的力度和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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