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与江南--传统经济、文化的变迁(江南文化研究丛书)_戴鞍钢_9787545817430

上海开埠前，其在江南的城市地位远不及临近的苏州、杭州及南京。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后，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推动，很快成为中国*枢纽大港，超越了苏宁杭，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江南的城镇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城乡关系，也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上海的崛起伴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的相对衰落，周边城镇成为了上海的经济腹地，并促使后者在生产模式方面发生转变，逐步走向近代化。这一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今天，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与参考价值。

前言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及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仍是亟待解决的主要难题。200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供求平衡，保持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仍然要进行长期艰苦努力。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其中包括要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和加快推进城镇化。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同志又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部署。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201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城乡互动联系增强，如何在城镇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历史与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深入剖析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有助于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中，重点研究近代以来居全国经济发展前列的江南核心区域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城乡经济及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尤为必要。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上海指出，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既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央赋予上海的一项重要使命。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流域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他指出，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规划。要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布局，坚持大中小结合、东中西联动，依托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这三大城市群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2016年3月25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强调要充分发挥黄金水道作用，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环境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2016年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要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主通道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信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其中强调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18年1月12日，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苏州举行。会议提出，长三角地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内涵新要求新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继续在创新引领、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改革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1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正式对外公布，上海的城市性质定为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

现实与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岸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源远流长。这种经济联系曾在多方面推动了近代上海的崛起，也带动了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总结这段内容丰富的历史进程，研究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探索其中的相互联系和内在规律，有助于充实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对当代上海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与长江流域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好地建设中国经济重心所在和活力所在的长江经济带，可以从把握历史演进的角度，提供有益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是指其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在近代中国，它又有着特定的含义，即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两者互有关联。前者，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本书着重研究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及文化关系的历史演进。

需要说明的是，唐宋以来人们习称的江南，其核心区域便是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宁绍地区，从地理学的角度，又可称为长江三角洲。自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崛起后，对其所在的江南核心区域即长江三角洲传统的经济格局和文化形态，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使其较之国内其他地区率先开启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本书旨在重点考察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近代贸易、工业、交通、金融、教育、文化和科技的推进，所引发的江南传统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思想观念乃至社会习俗的现代转型，论证其多方面的内在的互动关系，阐述其历史作用、特点和局限，深化对上海与江南文化的认识，以及对当代相关问题特别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思考。

当代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有徐建青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课题《1949年以来的城乡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其阶段性成果由武力撰写的《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已刊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并有如厉以宁：《走向城乡一体化建国60年城乡体制的变革》（《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高帆：《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从双重管制到双重放权》（《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王忠武：《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三重建构机制》（《学术月刊》2012年第12期），陈钊等：《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立足于当代的历史考察，则有熊月之：《从城乡联系史看中国城镇化愿景》（《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有关上海与周边省份的专题研究，则有阮清华：《特殊的城乡关系从19551956年上海动员农民回乡运动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与周边省份关系》（朱英主编：《近代史学刊》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陈熙：《大跃进影响下的城乡人口迁移以上海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等。

近代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状况，近年来国内外分别已有一些扎实的研究。综合性的有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专题性的有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陈其广：《百年工农产品比价与农村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萧公权著、张皓等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较多的仍分别侧重城市和农村经济史的探讨。王先明主编的20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丛书共10册，2014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有《管治京城：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因革之变：中原区域中心城市的近代变迁》《窝棚中的生命：近代天津城市贫民阶层研究（18601937）》《融入与疏离：乡下人的城市境遇以青岛为中心（19271937）》《落日挽歌：华北牙商研究（19121949）》《离乡不离土：20世纪前期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变迁》《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者群体研究（19261937）》《民生维艰：田赋负担与乡村社会变迁以20世纪前期的山西为范围》《乡村的民意：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研究》《复而不兴：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研究》。赵晓阳等主编的《中西交汇中的近代中国都市和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收录的论文有梁元生《城与乡的界线及城市化问题的思考以香港和上海为例》，等。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始，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近代上海、天津、汉口、重庆城市史研究率先起步，其代表性成果均已出版。继而，青岛、大连、厦门、镇江、芜湖等城市史专著陆续出版。在此基础上，有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出版，如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科学出版社，2004年）和《20世纪中国西部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巴蜀书社，2005年）。海外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也被翻译出版，其中有〔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美〕罗威廉著、江溶等译校：《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柯必德著、何方昱译：《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等。新近出版的由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其中第九卷为《城市化进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在农村经济史研究领域，华北、江南等区域的研究引人注目，有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曹辛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等。也有一些综合性的研究，如丁长清等：《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苑书义等：《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文治等：《中国地主制经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马俊亚：《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中心（1680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李学昌等：《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王先明：《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等。

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其20世纪80年代始着手的集体项目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其中分别论及中国一些省区城市和农村的社会演变。近年来，则有如巫仁恕等主编的《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等。

海外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有〔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马若孟著、史建云等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美〕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美〕穆素洁著、叶篱等译校：《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

上述成果，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的认识，为进一步探究两者关系的演进，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但细细读来，其论述的重点或是城市，或是农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中，较全面地剖析其内在互动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这种状况，已引人关注，并有一些专题研究陆续问世。

其中有一些区域性的历史考察。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专列一章城乡互动农村经济与东南沿海城市近代化，考察了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城市近代化的兴起，对各个城市周边农村经济的影响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变迁情况。认为其近代城乡关系表现为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农村在卷入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既支持了城市的近代化，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农村又不得不受制于城市，接受由于经济、政治差异而形成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并因此遭受损害。

张仲礼等主编的《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列有专章城市化影响下周边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分别论述了其周边农村产业结构的变迁、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农村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和农村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意义，并界定所谓周边农村，是指沿江城市的郊区以及与城市经济联系较紧密的邻近县份。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认为近代城市通过商业、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自身的经济功能增强，并因此对周围的农村地区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密切了城乡间的经济联系，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乡村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缓慢和农村经济的萧条，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李学昌等的《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研究》，认为江南市镇继明清时期的勃兴时期后，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又一个明显发展时期，其始于19世纪后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其间，在农村经济商品化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的情况下，农业和手工业专业化生产、城市工业发展、产品与要素市场整合等多种因素，都倾向于促进市镇的市场网络节点作用，何况，近代水陆交通运输、近代工业也为市镇发展（及新的市镇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有少部分市镇因交通运输线路的变更等因素而衰落。张小林具体考察了苏南地区，认为城市近代化带动了乡村地域空间的社会经济变迁，但是分枝状的市场体系的联系力比较脆弱，极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城乡之间的联系还停留在一般商品的相互买卖这个层次上，所以当时的城乡联系只能是初步的，并未带动乡村空间系统与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

林仁川认为，近代福建厦门、福州、三都澳通商口岸的开放，对邻近地区的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积极影响，如在农业方面，由于农产品的输出，价格上扬，使周边地区的经济作物得到较大的发展，致使农业生产结构朝向多元化演变。类似的区域性考察，还有沈毅《近代旅大租界地的农业与城乡关系研究》、赵彬《近代烟台贸易与城乡关系》和熊亚平、任云兰《铁路与沿线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的重构以18881937年间的石家庄、郑州、天津为例》等论文。

还有一些概论性的考察。任吉东认为，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演变经历了西周时期的国野分立，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分离，秦汉隋唐时期的城乡分化以及宋元明清时期的城乡一体。翁有为等认为在近代中国，城市经济和各项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之相对照的是日益贫困的农村，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城市对乡村的剥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愈演愈烈，主要表现为：一是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不平等交换。在交换过程中，通过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降低农产品的售价，使乡村经济发展受挫。二是金融城市化，农村的资金日益减少。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不平等交换，从乡村吸收大量资金流入城市，与此同时，城市的巨大吸引力使大批富户带着资金进入城市。三是几乎所有的传统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都把资金投入城市的工商业中，致使乡村资金奇缺。四是乡村经济的破产使大批青壮年劳力进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使乡村劳动力缺乏，大批农田荒芜。

徐永志则以天津为例，指出天津开埠后，津冀城乡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增强，并产生了明显的互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城乡商品交流扩大；适应天津城市内外贸易需求的乡村新兴农产品和手工业部门的出现及其产销关系紧密而广泛；城乡间的工业资本输出与融资、先进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和管理制度的接纳与传导，以及传统产业的转换与创新逐渐增多等方面。他认为：随着以近代物质文明为内涵的天津城市经济要素向直隶农村的传导，乡村既有的社会经济开始从属于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演变成为直接附属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经济腹地。这些因素的交互产生和作用使津冀社会经济日益联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过去城乡间那种相对独立、彼此隔绝的特性开始消融了，代之而起的是城乡经济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从而有力推动二者共同迈入到城市近代化和乡村城市化，即近代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代主流当中，加快了地方社会的变迁。其上述观点，显然有别于前引翁有为等的认识。李学昌等的《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研究》，也认为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从乡村农业对城市工业作用的角度看，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提供农村劳动力；反过来，从城市工业对农业经济作用的角度来看，工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市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

林刚指出，近代中国的基本状况是，虽然出现了新式工商业和生产型工业城市，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十分弱小，新型城市工业对全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从整体上看，它们毫无疑问仍处于汪洋大海的农村经济包围之中。它们难以凭借自己单一之力，使农民能够脱离农村进城就业。尽管如此，新式工业的出现毕竟标志着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中国要现代化，本身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重要变革，以适应发展工业和现代城市的要求。但是，传统农村经济完全凭借自己内部因素是难以实现这个变革的，这一定要借助于新型工商业的拉动。但问题恰恰在于，现代工商业的拉动力量远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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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区域特别是长江以南各府州，是当时江浙两省经济重心之所在，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苏、松接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同时也是全国范围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府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以近代上海开埠并迅速崛起为契机，与其毗邻的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深受促动，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本书拟从各方面加以具体论析。

本书的研究时段，上限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包括城乡经济关系，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猛烈冲击，开始发生较明显的变化，作为最早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上海地区尤为突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危难并奋起反抗，包括城乡经济关系在内的国民经济进入战时状态，拟另作专题研究。

总体框架，是重点考察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开埠后迅速崛起，并以其为基点的近代贸易、工业、交通、金融、教育和科技的推进，所引发的城乡经济及文化关系的深刻变化；论证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进程中，城乡之间多方面的互动关系，总结其历史作用、特点和局限，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和对当代相关问题的思考。

具体内容，以专题的方式研究论述：

一、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中外贸易的推进，对所波及的农村地区农产品商品化及其重点产区形成的影响。

二、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商品运销网络的伸展，对所涉及地区集镇乡村传统交易贩销渠道的冲击和重组；城乡商品流通层级市场的衔接，对城市商贸业的促进。

三、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进出口贸易品种需求及其变化，与农村传统家庭手工业的结构性演变和多元化选择。

四、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在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方面与农村的联系；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途径、方式，及其与城市工业和城区结构的关联。

五、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近代交通业的拓展，对沿线农村经济乃至生活方式变革的推动；农村经济状况与近代交通业的布局及交通线的走向。

六、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近代金融业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经营，城乡间的资金融通和实际效应。

七、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新式教育的开展，对农村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新式教育在农村开展的坎坷；城市知识分子在农村的社会调查和改良举措。

八、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与农产品改良、新品种引进、种植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改进。

九、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城乡经济及文化关系良性互动的制约。

研究方法，在着力收集包括海关和乡土文献在内的各类中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参考前人包括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进行实证研究，注重计量分析，力求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