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临川先生文集（全十册）_（宋）王安石_9787501365692

书为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刻元明递修本。王安石文集曾在北宋朝廷列局所要编纂的书籍之内,后因靖康之祸，官书散失，私集竟无完善之本，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其重孙王珏重新刊刻，即为是书。此书是王安石文集*早的刊本，凡一百卷，收王安石古诗、律诗、挽辞、集句、四言诗、奏状、内制、外制等诸多诗歌文章。

序言（部分）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中国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因籍贯临川，人称王临川。晚年退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又称王金陵、王半山、半山老人。因封舒国公、荆国公、舒王，世称王荆公、舒王。因去世后谥文，又称王文公。

宋真宗天禧五年（一〇二一）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清江县（今属江西）。父亲王益，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登进士第，时任临江军判官，为官清廉刚直，勇于任事。母亲吴氏，出自抚州金溪大族，好学强记，文化素养很高。王安石自幼随父亲转徙于各地任所，至宋仁宗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全家始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子固书》，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以下简称《文集》）十七、八岁时，便以历史上的贤臣稷、契自命，树立起远大的政治理想：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文集》卷十三《忆昨诗示诸外弟》）

宋仁宗庆历二年(一〇四二)，王安石以第四名登进士高第，授校书郎。此后，历任签书淮南判官厅公事（治所在扬州），知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仁宗至和元年（一〇五四）九月，入京任群牧司判官，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夏，外调出知常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直至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八月，因母丧归江宁丁忧。

作为进士高第，王安石本可按北宋官场惯例，于扬州签判任满后献文求试馆职，获取仕途晋升的捷径。然而，他却数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宁愿辗转地方任职，去施展治民的抱负。在知鄞期间，他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在舒州通判任上，王安石躬行俭素，吏治严明。时逢大旱大饥，他襄助知州每天开常平仓赈济灾民，并巡行属县，发粟救灾。在知常州的短暂任期内，他开凿运河，疏导水势，振兴文教。随后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巡视一路，访问民生疾苦，奖励提掖人才，纠治官场上的苟且因循之风，导致谤议纷然。

凭借出色的政绩，王安石逐渐成为北宋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视为东南地方吏治的典范：是时，荆公王介甫宰明之鄞县，知枢密院韩玉汝宰杭之钱塘，公弟师直宰越之会稽，环吴越之境，皆以此四邑为法。处士孙侔为文以纪之。（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卷十三《谢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更重要的，通过任职地方，王安石积累起丰富的行政经验，对民生疾苦、社会弊端、吏治腐败有了深入了解。他以儒家经典中的理想政治制度作为对比，从中汲取资源，来观照、批判当前社会中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不公正现象。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情怀，驱使着他每任职一方，总是恪尽职守，奋发有为。

嘉祐四年春，王安石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在煌煌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对当时的各项社会弊端作了全面分析，并将其根本原因归之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文集》卷三十九）由此，他明确提出变革更制的主张，认为应当效法古代儒家的理想政治，回归三代，效法先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在随后几年里，他陆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方案，核心是以法理财，以才行法：

夫合天下之衆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文集》卷八十二《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宋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春，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召入京师，深获神宗赏识。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二月，除参知政事，翌年拜相。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了全方位的变革更制。先后出台的重大新法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销并军营、措置宗室、募役法（免役）、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等等。同时，强化官僚系统的考核；整顿中书系统以提高行政效率；控制台谏异议；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各级学校；设置经义局训释经义，以一道德同风俗，确保为新法的顺利实施提供人才、制度、意识形态的保障。

以上新法，基本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预期成效。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得以改善，皇室、外戚、士大夫的某些特权得到削减，豪强兼并与高利货者受到抑制，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取得了熙河大捷。

但变革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各项新法的出台比较密集仓促，往往雷厉风行，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由于各地官吏的良莠不齐，新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弊端丛生。而且新法的实施，或多或少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某些利益。新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这与传统儒学的侧重礼仪、教化颇有不同。而神宗、王安石希望通过富国强兵，彻底改变北宋与西夏、辽国对峙中的妥协局面，从而取得王朝的长久治安，这种奋发有为的政治理念和战略目标，也并未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内取得一致共识。以上等等，导致了变革从一开始便受到强烈反对，引起士大夫阶层内部的严重分裂，深刻影响了北宋后期政局。

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反对者又以持续大旱为由，对新法展开攻击，而新党内部也开始内讧。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一〇七五）二月，复相。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十月，因遭丧子之痛，且深感神宗的信任和支持已经不如以前，王安石再次罢相，出判江宁府。

自神宗熙宁十年至哲宗元祐元年（一〇七七一〇八六），王安石退居江宁，仅食祠禄。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仍然关注政局。他修订《三经新义》，注解佛经，删定《字说》，试图为新法寻求统一的理论基础。更多时间，则悠游于山水之间，参禅问佛，诗歌唱酬，真率无心，洒脱自如。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安石去世。其时，他所创立的各项新法，已被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以及司马光等旧党逐一废除。等到哲宗亲政后，新法又开始陆续恢复，但与王安石创法立制时的本意，已颇有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极少数能够广涉四部、具有恢宏格局的文化巨人。（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前言，复旦大学二〇一七年版）清代著名学者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十一《临川集书后》：

三代而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能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其一焉。

同时，王安石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南宋心学家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勛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知，而声光烨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

新法之议，举朝嚾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陆九渊集》卷十九，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勛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这个评价充分凸显出王安石高尚的道德、人品和伟大的理想抱负，是相当中肯的，堪称不刊之论。

但对王安石的政事、学术，陆九渊则不无保留。事实上，历代对王安石评价的巨大分歧，主要即来自于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认识，至于他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则很少有异议。自南宋以后直至清代，对于王安石变法，批评、否定是主流；自近代梁启超以来，褒扬、肯定是主流。但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主流评价之外，始终有强烈的异议之声存在。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认识，一直处在进行时中。

王安石生前未曾编纂个人文集。徽宗重和元年（一一一八），薛昂奉诏编集王安石遗文。宣和年间（一一一九-一一二五），王棣也曾奉旨编纂。薛昂是王安石高足，王棣是王安石长孙。可惜因遭战乱，宋室南渡后，此二人所编之集均已散佚不传。两宋之交，闽、浙间有王安石文集刊本流行，不详所自。南宋高宗绍兴十年（一一四〇），抚州知州詹大和在闽、浙旧本基础上，于临川刊刻王安石文集一百卷，题作《临川先生文集》，世称临川本。绍兴二十一年（一一五一），王安石曾孙王珏，时任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路常平盐茶公事，以詹大和刻本为基础，校以自薛昂家所得王安石遗文，参以龙舒本等，于杭州刊刻《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世称杭本。临川本与杭本编次、录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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