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祭_[波兰] 亚当·密茨凯维奇著，易丽君，林洪亮，张振辉译_9787541141355

　　本书系“副本译丛”系列丛书之一。
　　《先人祭》是密茨凯维奇的代表作，由四部分构成，以及序诗和附诗。这部作品的创作跨越密茨凯维奇整个人生；其中的一、二和四部是在诗人二十三岁、二十五岁左右写成的，第三部则创作于诗人移居德累斯顿的十一年后（1832）。
　　密茨凯维奇首先设置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展现的是村民们在每年十一月进行的一次亵渎圣灵的宗教仪式。我们能从中看到神，看到艺术家，看到许多人物个体，看到被抛弃的情人，当然，还有那些为争取自由而被迫入狱的人。它是一部不按剧目顺序创作的、没有完结的、开放性的作品。

　　译后记
　　诗剧《先人祭》是世界文化名人、波兰的伟大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传世名作，这次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先人祭》是我国的第一个全译本。所谓全译，指的是既包括《先人祭》全部正文，即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三部的完整内容，还包括了序诗和附诗。而且这一次出版，适逢弗罗茨瓦夫波兰剧院来华演出该剧，这是第一次有来自诗人祖国的剧团来华演出这部名剧，剧院的院长克日什托夫·涅什科夫斯基先生应邀为本书撰写了介绍。两件盛事凑在一起，相互配合，相互呼应，成就了中波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想起四十年前第一次翻译这部作品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说到上世纪70年代《先人祭》的翻译，不能不说它的历史背景。1968年一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先人祭》，轰动了华沙，场场座无虚席。当演员朗诵着剧中慷慨激昂的台词（诗篇）时，台下观众也禁不住跟着朗诵起来，台上台下心心相印，相互呼应，群情激奋。《先人祭》的演出成为一次受压制的广大群众为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的强烈愿望的总表露。当局在苏联官方压力下旋即下令禁演。当时以华沙大学学生为首的学生们发起了保卫《先人祭》演出的示威游行，结果引来军警镇压，从而引发出一场震动波兰、深受世界关注的政治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一部一百多年前出版的浪漫主义文学名作，怎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呢？我国有关部门在事后举行的一次有我国各驻外使节参加的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问在场的外交官们，有谁读过这部《先人祭》？全座寂然，无人应答。总理就说：像这样广为群众接受的优秀文学作品，应把它翻译成中文才是。
　　过了一段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出版工作的孙绳武先生就让家住北外的该社编辑叶明珍来问我，能不能翻译《先人祭》？那时适逢周末，我的老伴袁汉镕在家（他平常住在北京远郊区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二部宿舍），我们一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在华沙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时就深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所吸引，特别是那代表诗人最高成就的长诗《塔杜施先生》和充满爱国激情的诗剧《先人祭》，心想要是将来能把这两部杰作翻译成中文，大概也就不枉来波兰学习一场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又是全国人民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点名要译的，若轻易放弃这个机会，必将成为终生憾事。担心的是，自己能力有限，译不好这部很难译的名作会误事。作为老朋友的叶明珍见我有些犹豫，就说：翻译这部作品确实很有意义，但是翻译没有稿费（发稿费是“金钱挂帅”，与文革的精神背道而驰），又有一定风险（当时正是江青一伙气焰十分嚣张的时期），你们要考虑清楚。我答应考虑一下，就跟我老伴商量。他沉吟了一下就说：“有机会翻译出版这部作品是最主要的。你如果不译，现在还能找谁来译呢？你怕没有把握能译好它，恐怕谁也不会比你更有把握能译好。至于有没有稿费，那是无关紧要的。风险嘛，将来可以想个谁也猜想不到译者是谁的假名字，不致让人一眼就盯住你就行了。我想，可先原则上答应下来，困难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就这样，翻译的事算是确定下来了。
　　《先人祭》共分四部，即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三部。第一部写于1821年，但没有完成，只留下四百八十多行的片段手稿，算不上一部完整的作品，作者生前也一直没发表，但正是它通过主要人物把后三部的故事情节串联了起来。第二和第四部发表于1823年。第二部展示的是立陶宛古老的民间祭祀仪式以及一切亡灵的痛苦；第四部主要袒露诗人心中的悲苦，倾诉自己对昔日情人的深深爱恋，也倾吐了自己对社会的满腔悲愤；发表于1832年的第三部较诸第一、第二、第四部则有一个思想上的飞跃，其中民族矛盾被提到了首位。这部燃烧着炽热的复仇和解放的烈焰的诗剧展露的是崇高的爱国情感，集中反映了沙俄当局的暴戾恣睢和诗人对民族叛徒的极端蔑视。一来考虑到这四部《先人祭》从主题思想到故事情节并非紧密相连，基本上可各自独立成篇；第一、第二、第四部的内容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相去远一些，甚至有些大相径庭之处，容易被惯于挥舞大棒者们肆意歪曲，进而全盘否定这部伟大作品的价值，而第三部是整部《先人祭》的核心和灵魂，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也是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思想境界最高、最能体现诗人的爱国情怀的一部。二来考虑到当时可用于翻译的时间有限，我便与出版社商定，先从第三部入手进行翻译，其余三部的翻译可暂时往后放一放，视情况再定。
　　就在我利用参加文革运动之余的时间着手进行翻译的时候，上级突然指示，学校要搬到湖北沙洋办学！1970年我随学校到了沙洋，开始时大家都忙于“创业”，除参加斗、批、改这门“主课”外，主要就是种菜、养猪、种稻子、自己挑砖建房……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就又加上一项教学工作。这时我白天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只剩下晚间有些空余时间了。在没有别的急事时，我便抓紧时间进行翻译。由于这不是学校下达的任务，属于干“私活”，而干私活在当时是不被容许的，得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就找了一间夜间经常无人的小棚屋，躲在那儿搞翻译。夏天时蚊子太多，就只好回宿舍窝在蚊帐里翻译，同屋的人还以为我在给老伴写信呢！这种情况下，我终于断断续续译出了《先人祭》第三部的初稿。学校迁回北京后，我利用空隙时间继续查找资料，补充完善初稿，但还有些问题仍未得解决。适逢1973年有个贸易代表团要到波兰参加波兹南博览会，要我去当翻译，我便把翻译中未完全解决的疑难问题整理好带到波兰。借博览会后在华沙停留的几天时间，我找了昔日的导师J。K。萨隆尼教授及其他教授。萨隆尼教授得知我在翻译《先人祭》，非常高兴并大力支持，帮我解决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剧中主人公康拉德在狱中的那一大段即兴吟诵中的问题。这段即兴吟诵中，现实与梦幻的场景交替出现，历史事件与主人公的想象混成一体，天上人间连成一片，神话与真人真事相互交错并随着主人公的思绪起伏不断转换、驰骋，不断跳跃着、变幻着。若对作品没有透彻的理解，实在很难如实翻译出来。这使我深感要翻译好一部经典之作，除了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深入的理解外，还应当了解作家在写这部作品时的思想脉络，不十分懂的一定要想办法弄懂，更不能凭猜想就胡乱凑合着翻译出来，否则这样的不准确译作还不如扔到垃圾堆去。从波兰回到北京之后，我对译稿做了进一步修改，最后让我老伴把原书和译稿带到研究所去，利用晚间的“空闲”时间根据原书再仔细校阅一遍并抄写，然后我又对清稿进行审读，觉得可以了，才算完成。
　　最后的问题是怎样署名才好呢？实名是决定不用了，免得引火烧身。我考虑到老伴对译稿出了不少力，就想用个可以隐含我们两人合作的意思而又不易被别人猜到译者是谁的笔名。我们想了好一阵子，终于想到两个跟两人都搭不上边儿的不太像名的“名”：“译员”和“汉译”，“译员”取“易”和“袁”的音，“汉译”则取袁汉镕之“汉”和易丽君之“易”的音。然后寄出版社请他们帮忙想办法出主意。还是出版社有高人，过几天就接回信建议我们可采用“韩逸”署名，这样既像个名字又隐含我们两人的意思。我们觉得很好，日后有一段时间，我就采用这个名字作为笔名。书送出版社之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据说早已付排，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出版时间），到了1976年初冬，叶明珍才拿着几本刚印刷完毕的《先人祭》样书兴冲冲地送给我们，我们一看，顿感异常兴奋。心想要不是有一向关心文艺事业的总理的关怀和指示，要不是有认真、敬业、有胆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这本书是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时期进行翻译、付排并成为文革后发行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名著的。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先生读后发出感慨说：“这是一只报春的燕子，是一朵报春花！是一部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的文学作品！”他的评价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鼓舞、鞭策和慰藉。不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文艺欣赏节目中也播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播的《先人祭》录音。
　　时光荏苒，转瞬过了近十年。1984年我们应波兰文化艺术部的邀请到波兰访问，期间，华沙大学提出想聘请我留在该大学任教一年，经国内有关部门同意，我便留了下来。由于教学效果较好，得到了广泛好评，华大提出续聘一年的邀请，又经国内同意，就继续留下来直到1986年夏天。在这两年中，我除了尽力完成教学任务外，便抽时间翻译《先人祭》第四部，跑图书馆查找、收集资料为回国后编写《波兰文学》和《波兰战后文学史》做准备，帮《世界文学》向波兰当代大作家塔·鲁热维奇和波兰作协主席哈·阿乌德尔斯卡约稿等等。
　　说到第四部的翻译，前面说过，《先人祭》第二部展示了立陶宛古老的民间祭祀仪式以及一切亡灵的痛苦，剧中出现失恋者的亡灵，他的痛苦超过一切亡灵所受的折磨。然而诗人指出，人民的苦难远远超过个人的痛苦；个人幸福之上还有更大的幸福——人民的幸福，为了它才值得献出生命。而第四部则是诗人那段镂心刻骨的初恋和失恋的印证。古斯塔夫是维系《先人祭》全剧的重要人物，也是第四部的主人公：一个因失恋而心理有些变态、如痴如狂的年轻人，他在先人祭之夜向昔日的老师袒露心中的悲苦。他的诉说是那样的悲凉凄婉，又不时迸发出对封建等级社会的血泪控诉和反抗的呼号。是黑暗的社会断送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人。通过这个人物，诗人倾诉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使整部作品成了一条最纯洁的感情长河，一首撕肝裂肺的忧愤抒情诗。
　　考虑到身在国外，身边的杂事较少，工作条件也比翻译第三部时好多了，有可能把较长较美的第四部译出来，我决定先译了第四部再说。果然，翻译还比较顺畅，没有碰到特殊的困难，即使有些小问题，找人问一声也方便。
　　回国之后，事情就多了。除教学和教研室的事外，得抽时间为《世界文学》译些东西，忙于编写《波兰文学》和《波兰战后文学史》等等。直到2000年左右，林洪亮先生要编《世界经典戏剧全集》的东欧卷，我才把《先人祭》第三部的书和第四部的译稿交给他，和他译的第二部合在一起，交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至于这一次对第二、第四、第三部之外的内容的补充翻译，由于适逢弗罗茨瓦夫波兰剧院来华演出，本书的出版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所以不得不动员更多的人一起来干。要特别指出的是，张振辉先生勇挑重担，承担了附诗中两首最长的诗的翻译（另外五首我和林洪亮先生已经在此前陆续译出）；何娟女士承担了涅什科夫斯基先生撰写的介绍的翻译；林洪亮先生承担了序诗的翻译；剩下的第一部的翻译和译后记就留在我的名下。由于我目前仍在病中，不能过于劳累，还得照常跑医院，老伴袁汉镕怕我完不成任务，着急蛮干，就主动请缨协助我写这篇译后记。
　　是为记。
　　易丽君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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