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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闲话“碎片”
三年前，我编过一本集子，号称随笔集，收录了以前写过的一些短文，为此我写了一篇序，序文中说：“此短文者，或为学术文章的边角料，或是严肃文章的调味品，总之是无须正襟危坐的阅读以至于绞尽脑汁的东西，称为碎片可也。”碎片者，随笔也。序文还说：“碎片与碎片不同，有的是‘好材料’，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有的是所谓吴文英词的‘不成片段’，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碎片是否与整体有联系。”整体有大小之别，那本随笔集有一个大整体，就是法国文学，至于书中的碎片是否与法国文学有联系，而每一个碎片是否是完全的、自足的小整体，则不是作者所要考虑的事情。最后还说：“阅读碎片，但不要碎片化阅读，凡事一‘化’，即面目全非。”现在编的这本集子收入的又是一些碎片，又称随笔，取《斑驳的碎片》以名之。
斑驳者，色彩杂乱、体量错落之谓也，如归有光《项脊轩志》云：“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又引申为不纯，如《朱子语类》曰：“亮（诸葛亮——笔者按）大纲却好，只为如此，便有斑驳处。”《斑驳的碎片》中的随笔若能“珊珊可爱”，我所愿也，然而这“可爱”中是否蕴含着思想呢？这些随笔亦有“不纯”者，其主题涉及文学、历史、话剧、电影、翻译以及博物学，落笔自然泛泛，点到辄止，想避免肤浅，几乎不可能。然而肤浅若能够涉及深刻，触动心弦，得到一点思想的快乐，亦我所愿也。
关于随笔，中外的见解有些不同，古今亦复如此。在中国，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刊行于1184年，距今800余年。在外国，如在法国，蒙田的《随笔集》于1580年出版，距今400余年。中外相距两万余里，古今相差400多年。时空的距离远矣，见解的距离亦不近。洪迈的《容斋随笔》虽然“目之曰随笔”，但在中国古代文论家和目录学家的笔下并没有随笔的名目，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随笔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也许“文章”一语庶几近之，无奈内涵过于宽泛，直到1933年才有名方非者发表文章《散文随笔之产生》，随笔才以文体的资格现于文坛，但是，这种随笔又叫作小品文，“伦理的成分是非常少的”、“以不至于头痛为度”，奉“细、清、真”的风格为传统。相反，蒙田的随笔表现出“一种明快的自由思想”，清晰、透彻，以个人经验为源泉，以古希腊哲学为乳汁，转益多师，不宗一派，洋溢着摆脱束缚、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自由精神。在西方，随笔原是“试一试”“称一称”的意思，但是它开一代风气，一经出世，便经英国人培根的发扬光大而确立了文体的地位。王佐良说：“培根对每个题目都有独到之见，诛心之论，而文笔紧凑、老练、锐利，说理透彻，警句迭出……文章也写得富于诗意。”所以，随笔一开始就以思想取胜，以诗与科学相结合为旨归，它表明了一种著作，“其中谈论的是一种新的思想，对所论问题的独特的阐释”。一篇好的随笔，思想要深，角度要新，感情要真，文笔要纯，当然四者兼备者很少，占得其中一两项，也就难能可贵了。要思想，还是要情趣，还是两者结合，这是中外随笔的根本区别。
瑞士的文学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教授1984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可以定义随笔吗？》，他在文章中指出：现代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也是最有可能表现批评之美的文体，精神自由乃是现代随笔的“条件”和“赌注”，是现代随笔的精髓所在。他还说：“某种暧昧毕竟存在。坦率地说，如果有人说我有随笔习气，我多少会感到受了伤害，我觉得这是一种责备……”这里我们应该在随笔家和随笔习气中间做一个区分：让·斯塔罗宾斯基指出：“随笔的价值在于射出一道光。因为关于一个问题，其主要面目、其后果的全面的看法不能采取学术论文的形式。为了定位这个问题，应该从一个更大的整体出发，大胆地接触。这已经是展望这个问题了，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随笔家的使命。而随笔习气，则说的是这一文体的暂时性、随意性和肤浅性，如莎士比亚的同代人本·琼生所说：“不过是随笔家罢了，几句支离破碎的词句而已！”随笔家本该是个具有独特的创造力的作家，他具有严格准确的研究者的素质、合理的权威性及与时俱进的科学性，却往往不被当成一个严肃的哲学家或史学家。他被视作业余爱好者或夸夸其谈的人，只是因为他不以学术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达他的性情和诉求。让·斯塔罗宾斯基本人就是一位作随笔的大家，他的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可作随笔看，他做出了榜样：“至于我，我相信精确的、技术的、科学的、透彻的知识的根据，因为这是对一个问题的最好的回答。”所以，应该像让·斯塔罗宾斯基教授那样，做一个随笔家，而避免随笔习气。
这本随笔集收入的大多是短文，甚至有极短的文字，500字上下，但是也有长的，一万字左右的文字大概有五六篇。中国人印象中的随笔少有很长的，所以有随笔和小品文并称的现象，有人径直称“随笔就是小品文”。中国古人云：“释氏辩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小品文就是小品，但是，现代随笔则不以长短论，长可达十几万字或几十万字，短仅不足百字或几百字。本随笔集中的长文不说了，短文也不说了，仅就其极短者说几句，例如《好书告诉你》中的几篇文字：
《方法、批评及文学史》，美国耶鲁大学昂利·拜尔教授编，介绍文字500，其辞曰：“在法国新批评和以居斯塔夫·朗松为代表的传统批评尖锐对立的年代，编者力排众议，搜集了朗松大量的批评文字，表明朗松的批评是扎实的材料辅以个人的‘品鉴’，说明‘朗松的批评是一种兼顾内外联系的批评’。”
《大地的钟声》，阿兰·科尔班著，王斌译，作者情况不详，介绍文字500，其辞曰：“钟之中隐藏了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荣誉，钟声表达了他的骄傲和心酸、欢乐和悲伤，甚至他的权利和诉求。”钟、钟声及其负载教堂的钟楼代表了乡土观念。
《圣路易》，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的杰作，介绍文字500，其辞曰：“所有的历史小说都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当然，你一定要说历史也是虚构，那这里就不是讨论的地方了。”
《文艺杂谈》，保罗·瓦莱里著，介绍文字500，其辞曰：“如果我们以一句话概括瓦莱里的批评思想，我想应该是这句话：‘所谓的文学史资料几乎没有触及诗歌创作的秘密。’”批评家应该关心的不是作家的生平和社会环境，而是创作的心态和精神，而这种心态和精神是清醒的、理性的。
《蒙塔尤》，年鉴学派的代表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文稍长，介绍文字1500，其辞曰：“一位严肃的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而这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却成了一本畅销书，非但使大批的人前往蒙塔尤朝圣，而且引起蒙塔尤地价的上涨！”该书描述的是一个700年前、仅有250人的小山村的历史，全面生动地描述了在宗教裁判所的重压下人们的起居坐卧的真实情景。
《驳圣伯夫》，马塞尔·普鲁斯特著，介绍文字500，其辞曰：“普鲁斯特的批评观念是区分‘内在之我’和‘社会之我’。”但是，“社会之我”与“内在之我”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圣伯夫的“传记批评”自有它存在的道理。
这些极短的文章，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攻其一点，罔顾其他，目的在于激起读者阅读的兴趣，点燃其思考的欲望。以“深、新、真、纯”四条标准来衡量，这些随笔的思想未必深，但是皆有所感，不说空话；角度未必新，但是皆从正面打入，老老实实地叙述，没有废话；感情倒是真的，绝不矫揉造作，张大其词；文笔亦是纯的，追求一种干净雅洁的文字，既无峨冠博带者的清高，又无引车卖浆者的粗俗。作者自以为这是这些极短文字的特点，同三年前的随笔集一样，能否为读者接受和认可，并不是作者所要考虑的事情。这些极短文字之外，那些短文和长文也可作如是观，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然而，作者本人果真能知道文章的得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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