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代序）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说的，我相信这是真理。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从一个旧社会到一个新社会、一个旧时期到一个新时期的大转变。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以及反动的旧事物总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要和新生事物进行垂死的斗争。由于旧事物是不合时宜的，它们在历史上是不得其所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它们偏偏要把自己的无价值表现为有价值，把被历史扬弃的东西顽固地加以肯定，于是乎显出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色，不得不在新社会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和荒唐可笑的人物。这就是讽刺文学的对象，也是讽刺文学永远存在的根据。
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又说，“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为了“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入坟墓”，自然就会出现“把历史上已经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喜剧”，于是作为“喜剧变简的支流”(鲁迅语)的讽刺文学便应运而生了。讽刺文学家就是把那些历史上不得其所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将其落后而顽固、色厉而内荏、空虚而自鸣得意的本色揭露给读者，从而肯定新生的事物，肯定历史的前进。
从这里就可以引申出一个道理来：在一个社会中，越是讽刺文学兴盛，越能显出这个社会对于自己存在的自信和强大，越是敢于把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种种痼疾和丑恶揭发出来，以求得早日疗治，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健。我相信我们这个新社会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出现的，它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它不害怕从自己的身上涤荡尽历史遗留给它的污泥浊水。我愿意做这样的社会的清洁工、历史的清道夫，把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污秽加以扫荡，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以喜剧的形式撕破给人看，我就是这样才满腔热情地写起讽刺小说来的。 但是在那“运动体制”的年代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学百花园里风雨不断，文学百花尚且时时处于飘摇之中，偶尔战战兢兢出生于花园角落的讽刺文学这棵小苗，一逢什么运动，首先遭到践踏的就是它。这些文化骑士都有特异功能，善于从幼苗的枝叶间分析出反革命毒素来。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百花园里纵横驰骋，马蹄纷飞，百花凋零，玉殒香消，连园丁也一起化作春泥，谁管你是分外香还是分外臭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以几篇讽刺小说犯了弥天大罪，吃够了苦头。不特身陷囹圄，还要忍受那些御用的笔杆子们含血喷人的“大批判”，接受那些有本事把白说成黑、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的彻底革命派的“缺席裁判”。于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出现这样一种专门学问和专门家，他们靠主人赋予他们的鼻子去嗅出文学中的讽刺气味来，就是歌颂太阳的光亮也会认为是对于阿Q瘌痢头的影射。立刻大张挞伐，于是那个世界变成白茫茫一片干净土。呜呼，讽刺文学，云乎亡哉。谁还敢说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呢?但是从这里正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色厉而内荏的可怜相。果然晴天一声霹雳，他们垮台了。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荒唐，反倒成为后来讽刺文学茁长的沃土。
新的时期开始了，文艺的春天到来了。讽刺文学也随着文学的全面繁荣而复苏过来。不仅那些被历史嘲弄的“文革”中的荒唐事件和可笑人物，为讽刺文学提供最好的用武之地，就是在这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社会转型期中，改革与反改革、因循守旧与锐意革新、陈旧观念与创新思想、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与新时代的文明生活方式，处处都在展开复杂的斗争，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些荒唐的人物的出台，也给讽刺文学提供新的繁荣园地。于是过去最不景气的讽刺文学，开始在文学百花园里占有它的一席之地。
但是平心而论，现在的讽刺文学，还远不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作家们都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圣言，瞻望过去，心有余悸，视讽刺文学为禁区，不敢涉足。就是要写，也努力把自己的笔磨得圆钝一些，写得“全面”一些，还要贴上一些自卫盾牌式的情节和语言，或者在作品末尾栽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证明这不过是光明太阳上的微小黑点而已，是不难纠正的云云。这样便可以在某种批判场合到来的时候，自我辩解，以减轻自己的罪责。这样的讽刺文学读起来总觉得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就像看钝刀子割肉，令人气闷。而这正是讽刺文学致命的弱点，难以起到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在这同时，大家很难忘记“讽刺的乱用”的谆谆告诫，而事实上也确有乱用的现象。就是那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暴露社会，以逞一快的“暴露文学”。他们有时忘记了鲁迅的话：“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它所写的事实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他又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就是所谓‘冷嘲’。”这样既无善意，也无热情，更不实事求是的讽刺文学的乱用，适足以给反对讽刺文学的人们以口实，绝非讽刺文学之福。
如此看来，要发展讽刺文学，既要去除余悸，又要防止乱用，还要在艺术上有讽刺文学的特色，甚至还要有个人的风格，写讽刺文学作品的确是难上加难。怪不得直到现在，我国不仅没有出现像西方文学史中出色的讽刺文学大家，连称得上叫讽刺文学作家的，似乎也少见。讽刺文学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一些，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影响不大。有些显露讽刺才华的作家，似乎不愿涉足，只是偶尔为之。
我并非讽刺文学作家，其实连“作家”这顶帽子也是偶然被戴上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入文林，我贸然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竟然受到陈白尘、邵荃麟、张光年、韦君宜等文学前辈的鼓励，又写了几篇。就是为此而历经“文革”劫难，还是死不改悔，又写了《学习会纪实》等许多篇，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要为我出一本讽刺小说集子。
我把已经发表的一部分讽刺小说稿子拣出来，看了一下，却深感赧颜。我虽然自信有热情，怀善意，在生活中积累的讽刺小说素材也不算少。但是我观察事物尚不够深，文学根底更浅，我的艺术功力难以深刻地反映生动的现实生活。而且我虽然明知写作环境现在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双百”方针已在号召实行，然而我仍有余悸。写作时为了保险，不得不思前想后，左顾右盼。有时也不得不把笔头磨钝，甚至预发可笑的“严正声明”。戴起枷锁跳舞自然是跳不好的。我的讽刺小说大概只不过浮光掠影地描绘一点社会现象，给那些可笑、可气、可恼、可恨的“现世活宝”，勾几幅速写照而已，能不能算是讽刺文学，其实我也说不准。我之所以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过是想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讽刺文学问世。我明知我的作品大有修改和深化的余地，也不想进行加工，一仍旧貌，使大家可以见到我的本来面目，就此给我以批评和指教。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15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学系。马识途自少年时代起即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功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直至离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几十年来写下了70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自1935年起至今，马识途已在全国报纸杂志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19部，其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引起了文坛轰动，新时期以来，又重振精神，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新著和散文杂文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深得文学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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