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在我国的实践及其行政法难题研究_袁文峰著_9787562085126

　　我国关于公私合作的范围比较凌乱，宪法、法律和实务对此没有系统、明确地界定。整体而言，我国公私合作的领域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营上，对涉及国家秘密、国家主权的领域不予放开。但对形式上国家权力独占的领域，则需要具体分析。如监狱管理属于非合作的事项。而国防领域则不能一概而论，如国防科工委明确规定可以在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中进行合作。
　　《公私合作在我国的实践及其行政法难题研究》第一章、第二章介绍公私合作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后面四章着重探讨公私合作在我国的实践及其行政法难题。这四章各有侧重，其中第三、四章侧重的是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之外、行政执法过程之中的合作实践和难题，如业务委托、行政助手和法定的义务承担等。第五、六章侧重的是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合作实践及其难题。公私合作中，合作行为的洲别和公私行为的判别是前一部分实践中的难题。后一部分提出了项目实践中的问题和难题，以及初步的应对之策。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人民在治理中的参与不可或缺。现代社会，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显著。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使人民参与国家治理越来越便利，可能性越来越大。信息化时代，国家治理主体愈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组织、团体，一方面通过自治参与公共治理，以国家规制与社会自我规制间协作的形式进行，这是公私合作的应有之意；另一方面社会共同体通过法律提供的途径和形式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或者通过国家向社会转移部分公权力而获得治理权进而成为公共治理主体。公私合作虽然不全是公权力的转移，但没有公权力的转移，其合作是不完整的。国家治理主体的这种多元化趋势在各种领域的国家管理转型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听证会、论证会、网上讨论、辩论、志愿者服务，以及政府职能外包、政府购买服务等公私合作（PPP）形式。我国目前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国家机关、政党（其中执政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社会团体（如工会、青年团、妇联等）、行业协会、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NGO、NPO）、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除国家机关和党派等公共组织以外，其他主体都可能成为公私合作的相对方。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建设有限又有为的政府。“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只管政府该管的事，只行使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该行使的职能。切实建设既有限又有为的政府。行政监管方式的创新包括扩大社会公众参与，推进监管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互动以及通过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实现监管目标等。
　　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是应对社会生活复杂多样化的需要，是基于对政府权力有限、能力有限和效果有限的认识。公私合作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一种重要途径，一定意义上是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社会参与国家治理，是市场与计划合作的一种模式。
　　公私合作涉及管理和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包括公法和私法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宪法、行政法等公法方面的问题。
　　人民为了安全、秩序、抵御外来侵略和生存照顾而相约组建国家，组织国家机器。但国家权力、政府权力都是有限的，其来自人民，来自社会。虽说就宏观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国家一定会消亡，但目前国家的核心职能与核心权力却不能虚置，既不能乱作为，也不能不作为。这样，国家的核心职能与核心权力的界限就自然成了公私合作的首要问题。公私合作对行政法的挑战除了界限、容许问题外，对行政合同理论、公私界分理论、公私合作理论等领域，从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到行政救济法等各个领域都提出了相应的挑战。实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景象。对这些挑战如何回应，成为行政法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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