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_何永军著_9787562085744

本书围绕人民司法传统的命运考察了1978～2005年人民法院建设的历程，展现了人民司法传统由中断→恢复与发展→部分断裂→部分复兴的历史际遇，并通过事实表明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民司法传统的存续已经面临并将继续遭遇挑战，但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述，阐明了人民司法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合法性资源这一结论，明确了其命运是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其传统理念与技术必将发展、延续，并在未来的法治中国，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后记
　　本书初版是没有后记的，现借再版之机增补一个后记，对相关事宜略作交待，以酬谢各位师友长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谈起本书就不得不提及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在左师的关照下，我读了两年硕士没有写硕士论文就直接进入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博士也只读了三年，其第一年除了听课以外就是跟着左师做课题，学习研究和写作的各项技能，按照当时川大的要求，博士生要在CSSCI期刊上独立公开发表3篇论文毕业时才有资格拿到博士学位，所以博士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就是2005年下半年那个学期，我的主要精力均放在撰写相关资格论文上。而按照教学安排，博士生第三学期期末就要做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故2005年年底我就面临着博士论文开题的问题。
　　但当时我对写博士论文并没多少准备，可以说基本上没任何概念。唯一清楚的只是，我不想步当时大多数国内法学博士论文——以一个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立法上的缺陷、域外考察和借鉴、中国制度完善的构想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后尘，那样的博士论文基本上写出来很快就过时了。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而立法一修改书的内容就过时了，其无法克服基尔希曼所说的“立法者只要修正三个字眼书即变成废纸一堆”的宿命。我希望我辛辛苦苦完成的博士论文，其生命能长久一些。而以我当时的眼界，能想到的传世学术作品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哲理方面的着作，因为其阐释了伟大而永恒的思想因而不朽；一是讲事实的着作，因为其再现了真实的历史而永恒。以我当时的学养，当然不可能写出伟大的思想类着作，所以我唯一可能尝试一下的就是写一篇史学类的论文，研究某一个历史时段的法律或司法。历史事实已不可改易，这样就锁定了研究对象，其不可再变来变去了，只要结论是从史料中得出来的，只要使用的史料不被证伪，那么结论就始终成立，书的内容也就永远不会过时。现在看来，我当初的愿望基本达到了，十余年过去了，本书内容依然不过时，其基本结论依然成立，而且在未来的历史时空中，只要人们对人民司法传统这个话题还有兴趣，那么本书的生命就不会终结。
　　依据上面的想法，以及当时司法改革这个学术热点，我初步拟定研究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5年）的基层法院建设，但对于研究基层法院建设中的什么问题则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可能是世界上最寒酸的开题报告，就一页纸，只列了一二级标题，总共不过数十字，由于我心无成竹，也无法向各位老师讲清楚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研究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开题报告令老师们相当不满意，有老师很不客气地说如果我能完成博士论文那就是天才。大多数老师都不看好我，但对此我没有任何心理压力，那时还年轻，没有多少经历，也不知道世事的艰难，最后左师对我投了信任票，其虽然看出了我没有什么准备，但他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能完成博士论文，就这样我凭借一页纸、数十个字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的开题。这个经历加之后来自己培养研究生的实践，使我认识到，毕业论文开题应分两步：第一步把研究对象确定下来就行了，至于研究什么问题等学生研读了相关文献和材料以后再说，故原则上不要求列什么提纲，研究问题都未明确就要求列出写作的提纲是荒唐的。第二步的任务就是确定研究的问题，问题意识明确了就可以要求学生列出写作的提纲了，当然原则上宜粗不宜细，应允许学生根据研究的深入而适时修正和调整。而这每一步都应当进行若干次，不要奢望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就搞定，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
　　开题之后，我就开始收集资料，虽然我的研究对象是基层人民法院，但基本上凡是关于人民法院的资料我都会收集。没有第一手材料就没有第一流的可靠研究成果，但由于受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我不可能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也不可能查阅相关档案，能够接触到的第一手材料唯有报刊。有几个月时间，我基本上都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早上8点钟赶到图书馆，晚上10点钟才离开，中间饿了就吃点自带的零食，困了就在图书馆的桌子上打个盹。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页一页地翻看报刊和相关书籍，看到有用的资料，篇幅不长的就用笔抄下来，篇幅长的就叫工人师傅复印下来，每天晚上回宿舍时总带回一大叠复印的材料。而回到宿舍并不意味着休息时间的来临，而只是另一项新工作的开始，我那时还没有笔记本电脑，写作全凭一破旧的台式电脑，我必须把一整天做的笔记和复印的资料全都输入电脑变成文字然后才可以入睡，这样同一份资料，一天就消化了两次，将来使用它们时就得心应手了，而且由于大多数资料在正式写作前已录入了电脑，正式写作时只需要把它们复制粘贴到相应的章节即可，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写作的进度。
　　把诸如《人民日报》和《人民司法》这样的连续出版物从创办之初逐页翻阅到2005年底，其中的艰辛和乐趣是无法与外人分享的，其本身就是穿越共和国历史的一种精神之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民日报》都是没有广告的，后来相关的广告陆续出现并逐步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人民司法》复刊后最初是一保密的内部刊物，法院系统外的人花钱都买不到，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其上也开始出现征订广告，商品经济开始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逐页翻检报刊，会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迁，这是那些通过检索诸如报刊全文数据库查找资料的人所无缘体会的。
　　随着翻阅和整理资料工作的深入，我对共和国以及人民法院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但是苦苦寻找的那个问题则似乎还远在天边，如何找到一个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仍然是横在我面前的难题。没有好的问题就没有好的研究。如果始终找不到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那么我也就只能草草收场了，运气好勉强混个博士学位，运气不好则只能黯然离开。由于我没有写硕士论文，最终也许连个硕士学位都拿不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好多天在川大的校园内焦急地徘徊，心中充满了绝望。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回顾我所搜集的资料，“人民司法传统的命运”这个问题一下子从头脑中冒了出来，我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我成功了！我终于找到了多日来苦苦寻找的问题。后来我常对学生讲，有了好的问题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正是源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既然我最终决定研究人民司法传统的命运问题，那么我的研究对象也就没有必要再局限于基层人民法院了，而应随之放大到所有各级人民法院，这样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了莫大的便利，只要是涉及人民法院的材料都可使用了，而不再限于只能使用基层人民法院的材料。我迅速地列出了提纲，并以每天数千字的速度夜以继日地进行写作，我大概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主要章节的写作。2007年1月，川大即将放寒假，左师托人给我带话说他想看看我的博士论文，我匆忙地打印了一本200多页没有导论和结语的初稿交到了他研究生院的办公室。我知道他对我是否能完成博士论文以及是否能按时参加答辩心中没底，直到看见我的打印稿，方使他再次恢复了对我的信心。学校一放寒假，我就带上借来的破旧手提电脑，躲在仁寿县的一个小镇，春节期间也没休息，加班加点地撰写结语和导论。最后写的正是导论，对于像我这样匆忙研究和写作的人来说，最后写导论是恰当的安排，只有到最后许多问题才能清楚和明白起来，这时写的导论才能做到和正文天衣无缝，而不致出现正文和导论“两张皮”的情形。当然对于那种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胸有成竹、按部就班的写作而言，最先写导论则是较妥当的安排，像我的《中国古代法制的思想世界》和《中国古代司法的精神》即是这样做的。到2007年2月底，川大春季开学时，我的博士论文已基本定稿了，剩下的只是走送外审和答辩的程序了。
　　我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现在想来，当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误打误撞地完成了一篇以历史学的方法、政治学的问题意识、社会学的知识对人民司法传统的命运进行交叉研究的博士论文，并最终通过答辩，真是无比幸运。而这个幸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左师学术上的民主和当年川大管理上的宽松，这赋予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和便利，使我能够完全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研究和写作，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自由地变换研究对象和问题，在当下日益严格和规范的博士生培养流程之下我当年的幸运恐怕再也不可复制了。
　　对于本书的再版，有朋友建议我新增加一章，对近十余年来人民法院建设的新近发展做一连续性的研究，这个建设当然十分好，一本书的再版除了修订个别原版编校上的小瑕疵之外，还能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是最负责任的做法。不过，每一本书都有自身特定的写作目的，就本书而言，其原定的研究和写作目的——整理中国共产党司法（人民司法）的新传统，梳理其各项理念和技术，探究人民司法传统的命运与中国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合法性的关联，揭示中国司法现代化过程中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已完成了，再延长一点研究的时段意义不大。而且事实表明，近十余年来人民法院的建设基本上也印证了我当初的结论，人民司法传统出现了进一步的复苏（党对司法的领导得到强化，司法的人民性得到强调），而新近所进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跨行政区划司法机关及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完善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推进审判中心主义，完善错案追究制度，改革司法官惩戒制度，改革监察体制，等等）也基本上是围绕着本书所揭示的实现中国司法现代化所面临的诸如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和司法腐败等这些挑战而展开的，且就目前所取得的成效来看，还远不能说已取得了成功，故不但本书的内容不过时，而且所讨论的相关话题在当下以及较长的未来都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不用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就可再版。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对云南大学法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同事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给予了我大家庭的温暖，祝愿我们的法学院越办越好。同时，我也要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阚明旗主任和马旭等各位编辑老师致以谢忱，感谢其为本书的再版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7VHJ004）的资助，也特此致谢。
　　何永军
　　2018年2月28日于呈贡吴家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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