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汛海文丛》丛书中的一本，全书分为“谭史”“论今”“旁白”三部分，共收录书稿30篇，追寻问津书院的前世今生。“谭史”史考索清代问津书院的历史及人物，“论今”和“旁白”史述评当代问津书院的现状及影响。

　　书院出现在唐代，是集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场所，也是地方文化的象征。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旧式书院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引入西学，开辟中西兼容的教育模式。这种功能的变化在天津尤为突出。
　　天津早的书院，是乾隆十六年（1751）始建的问津书院，其后又有三取、辅仁等数座书院。张佩纶、李慈铭、叶昌炽等名士，均曾任问津书院山长，促成晚清天津科举功名的繁盛，也推动了天津文化的发展。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后，发展为北方大的通商口岸和洋务活动汇集之地，西学影响开北方风气之先，出现以书院命名的西学教育机构——中西书院，成为西学传播和学习的场所。随着废除科举和推行新政，天津的书院基本都改为各级学堂。这是城市文化演进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取向变革的体现。这也说明，书院职能随着社会尤其是文化演进不断发生着顺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代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融合同步而行。而且，历代书院都与当地知识分子有着不解之缘，是学人展示深邃学问的讲坛，也是很多士人钻研深造的学府，进而对各地知识分子群体个性的张扬、学风的砥砺、文化的演变，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21世纪初问津书院在天津重现。这不是天津学人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创办人长期筹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聚集了深厚的人脉，而且携带着浓厚的情感，在兼具人文情怀与艺术素养的企业家支持下，殚精竭虑打造而成的。

杜鱼，本名王振良，网名饱蠹鱼。吉林省公主岭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天津市问津书院理事长，今晚报社原副刊部主任。著作有《稗谈书影录》等多种，主编有大型天津历史文化丛书《问津文库》等。

序言：繁荣天津文化事业的璀璨亮点


谭史
晚清天津城市书院述论
清末天津老城里的书院
学海堂前薪火传
——问津书院历史文化及社会影响
问津书院述略
问津书院起梅花诗社
直隶官书局：初设问津，转售他版
津门创设官书局
杨家大门与问津行馆
长芦盐商查为义
姚范与问津书院
学海乘槎可问津
——张佩纶、严修与问津书院
问津书院二题
“问津书院”琐忆


论今
问津书院：一座城市的书香与传习
“问津精神”的时代意义
——问津书院六大文化作为述评
问津书院运行模式与创新路径试析
人世且传文道心
——“问津现象”初探
从问津书院看“公能精神”
垂髫之年而立之作
……
旁白
编后记

　　《问津文库·追源衍流：问津书院的前世今生》：
　　19世纪70-80年代天津书院系统的扩充，与开埠后天津城市人口特别是官绅数量的增长有关，但直接的因素则是李鸿章等人的倡导和推动。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主政直隶后，以提倡文教、培养人才为要务，在兴办洋务学堂的同时，也致力于书院建设，使天津书院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李鸿章等人还聘请名师主讲天津书院。在长芦盐运使司提供经费支持的问津书院和三取书院，李鸿章首先聘请李嘉端出任山长。李嘉端为直隶大兴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咸丰三年（1853）以刑部左侍郎任安徽巡抚，但数月即遭罢免，此后开始书院生涯，“乙卯主讲陕西关中书院，同治四年（1865）移讲直隶莲池书院，庚午移讲天津问津、三取两书院，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卒于天津。”从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六年（1880）去世，李嘉端主持问津书院长达十年，课士极为认真，“临终前夕，犹对客谈文，客去后书日记数行，遂无疾而逝”②。此后两年，问津书院山长由张佩纶担任。张为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学识渊博，有经济之才，颇受李鸿章器重。光绪九年（1883），黄国瑾主问津讲席，黄为光绪二年（1876）进士，系张佩纶好友，其父黄彭年曾入李鸿章幕，并两度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以提倡经史之学而著称。到光绪十年（1884），著名学者李慈铭开始主课北学海堂和问津、三取两书院，在李慈铭日记中，为天津书院命课题的最晚一条记录见于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初六日。当年十月初九日后，李氏日记中断（仅见光绪二十年元旦日记），在此期间未见李慈铭辞去书院讲席的记载。据此推测，李慈铭主课北学海堂和问津、三取书院的活动，应该延续到其光绪二十年（1894）去世之际。李慈铭以其学识和声望，堪称晚清天津书院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此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时为国史馆提调的叶昌炽受聘学海堂讲席。当年八月初三日叶氏日记云：“得幼申函，转到季士周方伯一电，为定学海堂讲席，常熟师之力也。”文中的“幼申”，又作又申，即翁炯孙，为翁同稣侄孙，举人出身，时在京任职。季士周即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季邦桢，时为直隶按察使。当月廿二日叶昌炽日记又云：“得士周方伯书，景月汀盐使关聘一函，延主天津学海堂讲席，岁修四百金，每节节敬八两。”②叶氏日记中为学海堂命题的最晚记录，见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900年7月10日），所录为该月学海堂课题。此后不久，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包括学海堂在内的天津各书院因战争而废弃，故叶昌炽可被认为学海堂最后一位主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