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苦的冉阿让为了挨饿的侄子侄女偷取了一块面包,被捕入狱,他几次越狱,最终坐了19年的牢。出狱后他受到一名主教的感化,兴办工业,救济穷人,被选举为市长,却被警长沙威认出而再度入狱。出狱后收养了死去女工的女儿珂赛特。珂赛特长大后与贵族青年马吕斯相恋,马吕斯赴巴黎参加起义身负重伤,冉阿让亲赴战场救出了马吕斯,却恰好碰见起义军将要处决被俘的沙威。冉阿让放走了沙威,沙威羞愧难容,投河自杀。珂赛特和马吕斯结婚了,冉阿让一个人过着孤独的日子,最后死在了珂赛特的怀里。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唯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了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
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
历时三十余年,从一八二八年起构思,到一八四五年动笔创作,直至一八六一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一八〇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O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到了一八三二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还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却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十七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旋涡,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稿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设使雨果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分,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一八四八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一八三〇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要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得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态度的人则从反面证实这部作品的特殊分量:居维里耶·弗勒里称雨果是“法国第一号煽动家”;拉马丁撰文赞赏作家本人的同时,抨击了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很危险……灌输给群众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责他喜欢庞大,喜欢夸张,喜欢过分。然而,他这种放诞的风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惨世界”中奋击冲荡,恰恰为人类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呐喊长啸。
时间和历史做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李玉民,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64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到法国勒恩大学进修两年,后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三十余年,译著五十多种,约有一千五百万字。主要译著:小说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莫泊桑的《一生》、《漂亮朋友》、《羊脂球》等;戏剧有《缪塞戏剧选》、《加缪全集·戏剧卷》等;诗歌有《艾吕雅诗选》、《阿波利奈尔诗选》等六本作品。此外,编选并翻译了《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纪德精选集》;主编了《纪德文集》(五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十卷)。在李玉民的译作中,有半数作品是由他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李玉民“译文洒脱,属于傅雷先生的那个传统”(柳鸣九语)。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正义者
第二卷 沉沦
第三卷 一八一七年
第四卷 寄放,有时便是断送
第五卷 下坡路
第六卷 沙威
第七卷 尚马秋案件
第八卷 祸及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
第二卷 奥里翁战舰
第三卷 履行对死者的诺言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第五卷 夜猎狗群寂无声
第六卷 小皮克普斯
第七卷 题外话
第八卷 墓地来者不拒
第三部 马吕斯
第一卷 从其原子看巴黎
第二卷 大绅士观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第四卷 ABC朋友会
第五卷 苦难的妙处
第六卷 双星会
第七卷 猫老板
第八卷 坏穷人
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
第一卷 几页历史
第二卷 爱波妮
第三卷 普吕梅街的宅院
第四卷 人助也许是天助
第五卷 结局不像开端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第七卷 黑话
第八卷 销魂与忧伤
第九卷 他们去哪里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第十一卷 原子同风暴称兄道弟
第十二卷 科林斯
第十三卷 马吕斯走进黑暗
第十四卷 绝望的壮举
第十五卷 武人街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的战争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第三卷 出淤泥而不染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第五卷 祖孙俩
第六卷 不眠之夜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第八卷 人生苦短暮晚时
第九卷 最终的黑暗,最终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