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观念史论略_高瑞泉_9787208152977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平等观念史论略》是一本观念史著作。本著从观念史的角度，以完整的思想体系、创新的研究方法、深入的问题剖析，对平等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分析与研究，纵横古今，旁涉中西。本著研究平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嬗变，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变化亦是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应用价值。另起,增补了近两年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本书的思想框架和现实价值。

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以后，作为现代观念谱系中基础性的观念，平等似乎已经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除了极少数情况，平等是我们都赞成的，而不平等则是一个负面的评价。它很容易使人们误解，以为平等是个简单明了不必深论的话题。但是，另一方面，通观20世纪中国，平等话语本身又展开为持续的争论和辩难的平台。在什么意义和程度上承诺平等为现代价值，如何对平等的价值作出哲学证成，以及如何将平等原则转变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生活实践，这三个问题互相纠结，更使得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变得相当复杂。

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研究者，我所知有涯，决不可能在一本小书中同时解决上述多个问题，而只将目标限定在研究平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嬗变及其价值。采用观念史的方式，是因为我深信，倘若不能了解一个观念的历史，难以真正理解一个观念自身。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曾经将平等看成是启蒙主义的舶来品，另一方面，我们在谈论平等的时候又喜欢征引古代贤哲的名言，譬如人皆能成尧舜佛性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其结果，在同样的平等语词后面，掩藏着许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诉求与理论。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中国，平等观念有一个古今之变，即从古代那种围绕着人的相同性出发的平等的形上学，逐渐转变为以权利为中心的平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观念；同时又有东西之别，转变过程中传统的连续性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共同促成了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有其特殊的性格。描写与西方化（譬如美国式的）有所不同的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如何在20世纪一连串社会革命的条件下，经历一场古今变革，构成了本书的主干。

关于平等观念的古今不同，前贤有不少论述。恩格斯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喜欢区别前民主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如乔万尼·萨托利），中国学者中，严复区别了消极平等和积极平等；严复在其《〈民约〉平议》一文中提出了消极平等与积极平等这一对概念。他说：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即稍变其说，而谓国发宜以完全之自由平等为期，此亦非极挚之说也……盖佛固言平等矣，而意指平等于用慈；亦言自由矣，而实明自由于解脱。即使求诸犹大之旧与夫基督之新经，因言于上帝前诸色人平等。然其平等者，平等于不完全，平等于无可比数。然则宗教之所谓平等者，乃皆消极之平等，而与卢梭民约所标积极之平等，倜乎相远，有必不可强同者矣。（见《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7338页）现代新儒家则喜欢讲内在平等和外在平等。他们各有自己的标准，因而都有自己的根据。就对于社会行动的意义而言，严复区分两类平等的观念是恰当的。古代围绕着人的相同性的理论，主要演变为心性形上学或旨在追求解脱的出世观念，而不是如现今那样，从人的相同性出发讨论什么是平等和如何平等的理论，主要涉及建构现代社会制度、规范公民和政府的行为，有远为强烈的实践性。与观念的编年史或者实证的观念史有所不同，我将自己的工作称作批判的观念史。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满足一种单纯的历史学兴趣，更不是借以表明古代圣贤已经解决了现代人的困境。通过考察如何从传统中转化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平等观念，有助于回答古代那样超越的平等观念，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嬗变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广泛诉求和基本价值，并进而可能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代中国人平等观念的内在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一条鼓舞人心的口号。不过，就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而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它大约可以还原为异端翻为正统边缘进入中心和新知附益旧学三种形态或三个渠道的综合。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传统观念的转化，更应该看到转化的实质，是社会史突变的一部分，它包含了知识精英观念世界的一个飞跃，由此开启了现代性的传统，使古代的传统以一种新的形态与当代生活构成了连续体。说到新知，19世纪末年主要来自西学，因此西方思想这个转辙器的作用就不能避开。换言之，像任何一项中国现代哲学或思想文化研究都不能没有起码的中西比较一样，讨论平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嬗变，也是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下。不过，我无意于争辩古代中国是否比古代欧美更平等或更不平等，因为笼统地比较不但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就与现代生活的平等状况相比，中古社会大抵属于不平等的社会，不过各有各的不平等罢了。我注意的主要是观念的古今之变，以及经过一个世纪的古今之变，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平等观念的中西差异，或者说中西社会平等状况的差异。简单说来，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平等观念，即所谓民主的平等，是在契约论传统中，与个人主义连接在一起、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平等，而且首先是政治平等，即作为公民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建构政治意志的权利。按照这一分类，中国人的平等观念似乎表征了现代性的不足。但是按照传统主义的看法，中国传统具有的超越意义的平等，虽非政治意义的平等，但却是理性之内容的表现；相对于西方人所有的理性之外延的表现，反而显出中国观念的超胜。我以为，重要的不是争论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有一个真切的诊断。通观20世纪中国她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废除帝制的国家，又经历了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及其反思以后的新改革，并重新崛起有望再次成为强大的国家经过那场古今之变，平等已经是一个极其有活力的现代精神，它很大程度上改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观念世界，包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在平等的诸多诉求中，经济的平等（尤其是所谓分配正义问题）最为突出，它和民族平等（独立富强）的追求一起，有时会压倒现代性的其他追求。与西方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不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平等，通常是指在一个超出社会之上的权威支配下，通过权力的垂直运用，使民众都得到平等对待的观念。无论就其是一个结构，还是就其涉及的社会心理，文化差异的存在都是显而易见的。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平等观念在20世纪中国也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尽管它可以走多远，还只是中国人自己的实践所能回答的问题。

不过，平等观念的古今之变在形成了某种新的社会共识的同时，也是各种思想派别争论的历史。换言之，即使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出现代中国人的平等观念的主要面貌，也是在对人们的纷争和歧见有充分的理解的基础上做到的。像其他现代社会一样，20世纪中国是一个各种学派纷争的时代。批判的观念史注意分析，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在这一时代中的三角关系。粗略地说，是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盟，给予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以主要的推动，保守主义则主要对观念嬗变中传统的连续性给予了思辨的说明。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平等问题上的联盟也时断时续，因为激进主义通常持激进的平等主义的立场，在价值排序中坚持平等优先。而中国的自由主义时而以为一碗饭和一张票可以兼容，即使倾向平等主义时也不失温和的态度，更多的还是坚持自由优先的价值排序，而其右翼则时时不忘对平等妨碍自由的警惕，因而可以与保守主义结盟。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否定平等，但他们更看重秩序和权威，所以通常以传统主义的面相出现。采用类型学的方式，并非只求叙述的方便，而是因为，不但这种分析有其社会史的依据，而且上述三大文化的（同时也是哲学的甚至是政治的）派别，各自强调的某些价值都是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对平等的观念史研究可以为当代社会价值的建构提供某种个案式的历史经验。

我的工作重点与观念的编年史有所不同，因为注重批判的工作；与某些单单强调内在理路的观念史也有所不同，因为注意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或者说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的结合。观念就其为语词或概念，就其表达某种义理，当然可以从结构的完善与逻辑的自洽去分析；但是观念同时还表达意蕴，表达心理，它们有来自一般文明史的动机。假如我们承认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和人们的行动，都是某种观念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产物的话，社会史在这里就不仅是观念史的背景和条件，而同时是观念史的某种呈现。在这方面我更多得自于知识社会学引发的灵感。知识社会学使我们可以将平等是一系列社会革命的产物，视为理解平等在中国实现现代嬗变的关键和更深层的原因，而把前贤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诠释与外来思想的传播视为知识生产的显性过程。在我的观念史图景中，生活世界的变化终究处于优先的地位，尽管在论述的历史中它常常隐而不彰。

在以往的研究中，纯粹哲学通常很少直接讨论平等问题，讨论它的一般是伦理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事实上，自从现代学院制度建立以来，学院哲学通常很少正面讨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而将它们留给了通俗哲学去处理。在20世纪中国，若干面对知识分子的期刊报纸在宣扬和争论平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我所采用的材料不仅来自那些被公认为20世纪的哲学经典，同时也兼采具有代表性的期刊等现代传媒之所传达。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传媒在表达社会情绪、诉求、爱好、心理、审美趣味等场所，远比学院哲学更敏感、更快捷（同时也可能更矛盾、更混杂），甚至可能取代学院哲学而独自充当反思中心的角色。学院哲学在承担反思中心的任务时，通常比较滞后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也比较深刻和系统。从时代的自我意识或者文化自觉的意义上看现代哲学观念史的研究，将通俗哲学与学院哲学融为一体，不论伯仲，难分轩轾，希望在追求真观念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通观。由此我可以涉足那些历史上不正常的岁月，譬如讨论文革时期的平等状况：在经济收入差距缩小乃至走向平均主义的同时，其实还存在着广泛的新的不平等，诸如地域、阶级、单位和或明或暗的特权所导致的不平等。它不但为我们理解从纠正平均主义出发的改革，如何收获了贫富悬殊的畸形果实，以及最近二十年来民众权利意识的上升等当代现象，提供了历史之镜，而且进一步说明，平等观念在中国的嬗变并没有终结其历史。

也许平等与其他价值（如自由、秩序）之间总是在互相讨价还价之中，不同的价值排序不但与不同的历史条件有关，而且关涉我们的信念。铲除不平等的理想是否终究只是乌托邦？合理的社会价值系统如何可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还很多，更何况中国古代丰富的观念史资源有待进一步开掘。本书对前辈和时贤的相关论著，汲取良多，也有所批评，凡自以为有所见，皆平实明言，以示敬意。所见是否真切，却并无保证。我深知自己所做的工作还很初步，热诚希望方家指正。

高瑞泉

辛卯年立秋后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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