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之后：当代台湾新闻业观察、反思与批判_向芬_9787510858192

本书以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新闻传播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台湾新闻界、学界人士的访谈，展现台湾民主转型中台湾新闻传播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并探讨台湾媒体解禁后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台湾媒体政治光谱分化、商业势力*垄断、新闻品质下降和媒体视野狭小等现实问题。

序一公共服务媒体必须是领头羊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前辈作家、媒体人王鼎钧几年前写了一本书《文学江湖》。读过之后，有一则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与蒋介石有关。

当时，蒋介石七十岁。好事者要祝寿，提口号，说人生七十才开始。这则新闻四处飞传，进入了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新闻部，也曾经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的王大空看到新闻报道后，很快接了一句话：才开始生病。

作者没有多说。但是，在1957年的台湾，何以比他资深的王大空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还先后担任了新闻部与节目部主任，个中必有蹊跷。个人的故事，往往可以反映，或者折射社会历史。《文学江湖》留下的空间，就是来者发挥的余地。

向芬博士的访谈，同样具备这层用心。其中，从事调查报道成绩斐然、目前主持评论园地的何荣幸，有个看法，值得凸显与追问。他说，有为的当局应该带领人民建立对公共媒体的认识，去制定政策、移拨资源……让它不断壮大……（才）不至于担心整个媒体的生态被商业媒体牵着鼻子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经济建设，是有成绩，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呈现高度成长而分配相对平等。

然而，如果国民党的经济成绩可观，何以传媒与文化的建设，乏善可陈？台湾当局有没有建设公共媒体的认知呢？多数学界与政界人士，可能会说，没有。

不过，颜色固然有黑有白，却也有中间色带。同理，人生与事理不乏黑白分明之际，但更多时候，会有深浅不一的灰色。当局是否有建立公共媒体的认知，同样可以作此考察。

早在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同时是中央社社长、担任国民党文宣工作第二把手的曾虚白，衔蒋介石之令考察西方电视回台后，写了一篇《迎头创建电视事业的重要》。娱乐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政治高压年代也是如此，曾虚白并不否认。但他显然希望，若要发展电视，必须兼顾新闻与教育节目，因为台湾当年的各级教师都不够，通过电视教学，一人上课，上万学生同时听课……解决了师资的问题。如果娱乐、新闻与教育，缺一不可，那么，电视的财政来源，就不能依靠广告而走商业路线。

天不从人愿，台湾的电视从一开始，就是商业挂帅，收入只靠广告，教育电视聊备一格。何以蒋介石倚重的幕僚，建言未见采纳？关于台湾当局是否认知公共电视体制的意义与重要性，这可能是第一个重要，但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到了1965年，当局开始要制订第一部广播电视法，各方开始跃动。曾氏在1968年再写《三民主义大众传播制度的研究》，强调大众传播事业皆应公营……切勿误会公营是国营或政府营。这个公，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社会大众，故其权力的构成重心于民意代表，地区人民代表，职业团体代表以及最孚众望的社会名流及法学权威。政府代表亦应参加，但不处指导地位，只作联系与疏导解释工作……先进国家除美国外电视皆为公营。

时代进入求变的阶段，更弦易辙、重拾公共精神并且付诸实践的呼声，已经增加。1967年，由政大转身，出掌首任文化局长的王洪钧，以及负责担任广电法起草召集人的李瞻教授，无不推崇公共体制。诡异的是，文化局在1973年寿终正寝。广电立法工作顿失文化的奥援，继起主导的机构，是职司政经宣传的新闻局，公共媒体无枝可栖。公共媒体再次获得正视，已经到了1980年。孙运璇以阁揆的身份，在台北市木栅主持第一梯次中小学教师座谈会时，主张设公共电视台。但四年后，孙氏中风，人一违和，政策跟着歇息。

如果当年的文化局没有遭到意外裁撤，假使孙运璇身体康健再有十年，台湾的公共媒体是不是可能会更早诞生，从而就有更好的机会，成为传媒的市场领导者，不但拥有消极自由，从事报道与评论而不会动辄得咎，同时拥有积极自由，凭借比较充分的资源，稳定地生产质量俱佳的传媒内容？探索台湾当局与公共媒体关系之时，这是第二组让人悬念的疑惑。

解严之后，台湾从1990年起，第三度要创设公共电视，规模不小。当局的原始构想，是要让这家公共媒体与当时三家商业无线电视台，分庭抗礼，年度预算设定在60亿新台币。让人费解的是，1997年入春，国民党突然宣布，停止建台。直到现在，国民党都能控制民意机关半数以上的代表，彼时更是强大。何以满朝权在手，偏偏不把令来行，丰富文化的建设？行政权与立法权都能稳稳掌握的执政者，竟然不顾责任与社会颜面，公然违反自己的施政允诺。更离奇的是，不说废台则已，休字方甫出口，社会各个角落支持公共媒体，平日难见身影的多方力量，却在顷刻之间，倾巢而出，有如排山倒海的压力，致使国民党当局不单收回成命，并且快马加鞭，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已通过公共电视法，公视并在次年（1998年）开播，但预算减少为15亿。

国民党是想要缩小公视规模，故意以退为进，宣布废台是为缩小公共媒体所做的策略准备吗？若真如此，为何又要缩小其规模？这是第三组有待厘清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情势再见变化。民进党当局发现，根据其竞选蓝图的承诺，必须扩大公共媒体的规模。既有这个格局，民进党当中具有公共媒体认识的人，就与媒体改革团体有所呼应，进而寻求跨党派有识之士的支持，最终在2006年初修法后，扩大了公共媒体的规模，有了公共电视集团的骨架，虽然纳税人通过当局提供的经费，不能说有大幅增加。持平回顾，直至2008年再次政党轮替之前，台湾公共广电集团即便前进的速度太过缓慢，仍然走在正确的道路。其后至今，台湾的公共媒体进入不进则退的窘境。个中究竟是哪些道理，才能解说过去七年以来，台湾公共媒体的困局？又怎么评价民进党在执政五年多之后，才能启动了扩大公共媒体的步伐，完全只是因为民进党未能掌握立法权吗？

向芬博士说，本书受访者的共同期待，就在追求有序合理的新闻传播政策与良性理想的媒体环境。确实，如果容许附丽，我们应该说，合理政策所要形塑与凸显的媒体环境，就在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PSM）必须壮大，成为台湾传媒的领头羊。

2015年6月2日走政大山·猴山796次翌日

序二我们找到星星了吗？何荣幸（台湾资深媒体人）

如果说，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是在漫漫长夜中辨认、追寻星星的方向。那么，解除戒严将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找到星星了吗？

二八年一月，我和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师生合作，出版了《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一书。以黑夜比喻戒严时期，星星则代表对于民主的渴望，此书从资深记者的角度，观察台湾迈向民主化的轨迹。

当时，我们聚焦的关键词是管制与自由。新闻自由如何在威权管制中萌芽？台湾媒体又如何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是一九九年代台湾告别黑夜、拥抱星星的重要过程。

然而，从二十世纪末狂飙年代迄今，台湾媒体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辩证关系中，更加入了市场与责任这两个关键词。

不少人认为，台湾民主化已过度自由而缺乏责任；在此同时，台湾社会对于市场与管制的界限仍争论不休。无论如何，星星的亮度会持续闪闪发光或逐渐黯淡，已取决于对这四个关键词的深度探讨与持续思辨。

向芬的这本书在此时提醒两岸读者，重新思考自由、责任、市场、管制这四个关键词的连带关系与交错作用。

对台湾新闻工作者而言，此书无异再度提问：我们真的找到星星了吗？或者更精确地说，当年隐藏在庞大乌云背后最亮的那一颗星星，在新世纪能够指引台湾找到民主深化的新方向吗？

当局对媒体乱象难辞其咎

《黑夜中寻找星星》书中，资深记者江春男（笔名司马文武）曾经描述，在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台湾党外杂志与警总玩捉迷藏的故事。

江春男指出，在那段充满肃杀气息的日子，警备总部每回都拿着盖好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的公文来查禁党外杂志。但党外杂志编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杂志还没印出来，情治人员就已经未卜先知知道内容会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

久而久之，江春男等人逐渐与情治人员形成共生关系，在捉迷藏中发展出一套游戏规则。他们会先印出两千本党外杂志用来被查禁，等到印刷厂拿到检举奖金、警总也完成查禁任务后，他们才开始印出真正要发行的分量。到最后皆大欢喜，情治人员、印刷厂都可以交差，发行达一两万本的党外杂志则营运蒸蒸日上。

上述当局管制言论自由与新闻内容的情况，如今早已不复见。台湾解除戒严至今，当局已难以直接控制、干预新闻内容，这无疑是民主化的重要进展。本书则进一步描绘了党政军控制从硬到软的过程：

就深度访谈结果总体而言，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在戒严时期党政军特一条鞭式地严密控制媒体。伴随民主转型的进程，党政军对媒体的控制由硬转软，报禁解除只是台湾民主的自然产物。民主转型实现后，昔日高高在上的政治领袖走下神坛沦为媒体新闻报道的资本，当局相关部门的管理政策则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台湾新闻传播总体而言是基于自由化、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几乎所有受访者均能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当局逐渐把钳制媒体的手拿开之际，却以自由化、市场化为名，放弃对于健全多元传播生态的努力，更放弃对于媒体产业的合理管制。久而久之，如同台湾民主在建构制度后尚无法深化质量，媒体发展也在当局无能与失职下，出现全台有线电视系统遭到极少数集团垄断、过多电视台恶性竞争形成社会乱源等结构性乱象。

证诸欧美民主国家的媒体发展经验，电波带宽属于稀有财及全民公共财，媒体质量更攸关民主能否健全发展，因此，尊重市场机制与采取合理管制绝非两条并行线，负责任的当局，必然会在两者之间求取最大平衡，而不会以市场机制为名行完全放任之实。

如果台湾在漫漫长夜费尽千辛万苦追寻的星星，只是完全顺应市场机制的民主化与媒体发展，这样的星星虽然有其在特定时空下的价值，却无法健全台湾多元民主与传播生态，更难以协助媒体产业健全发展而提升民主质量。这样的星星，无法引领台湾民主与媒体发展继续前行。

公广集团如何在困境中突围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铨在2008年曾以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湾的游击媒介与政治运动为题指出：

解严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自由化把政府控制送进历史废堆，媒介从检查制度的桎梏中解放，这是不可轻易抺煞的成就。可惜台湾未进一步建构全面民主的媒介秩序。市场在戒严时期抗衡政府的媒体控制，解严后却逐渐取代政府成为媒介自由的羁绊；市场控制比政府控制较不着痕迹，后果却一样不可小觑。目前，任由这许多媒介在扭曲的市场秩序中厮杀，个个都是财务的输家，但最大的牺牲者莫过于公共领域。

对于台湾当局应该扮演的角色，本书提出了几个疑问：社会大众需要的自由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景象？自由与秩序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在何处？这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何能避免市场之虞带来的极端商业主义和垄断控制？台湾当局如何能在管制的同时仍能尊重新闻自由？如何能在自由和管控的悖论中找寻到适当的新闻传播政策，或许是未来需要长远考虑和规划的。向芬认为应长远规划符合本土的新闻传播政策，并且对此予以了完整说明：台湾在报禁解除之初，欢欣鼓舞地迎接全面的自由开放，时过境迁，在反思之时不断提到台湾当局传播政策的失误，即没有采取优先发展和壮大公共媒体的政策，而是迎媚地按照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开放。以电视为例，台湾让第四家无线电视台出现，并把所有的电台、频道释出，让有线电视台蓬勃发展，等到商业竞争到一定程度才来开始推公共媒体。可是，在这样顺序颠倒的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公共媒体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漫长的戒严时期对于公共媒体始终缺乏应有认知和支持，在解除报禁后民众也没这方面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比较有担当和方向感的当局，应该带领人民建立对公共媒体的认识，去制定政策、移拨资源，支持类似BBC、NHK这样的公共媒体，让它不断壮大，接着才开始发展商业媒体。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发展，就会比较可能对公共媒体有认识、有支持，公共媒体有影响力，就不至于担心整个媒体的生态被商业媒体牵着鼻子走。

我个人长期参与台湾的媒体公共化运动，了解公共广播电视媒体集团（简称公广集团）在台湾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困境，但正因台湾媒体发展已在市场竞争下饱受抨击，台湾当局更应拿出魄力制定长远传播政策，对公广集团投入更多资源与支持，才能在市场机制与行政管制间找到着力点与平衡点。

就此而言，当前台湾民主化与媒体发展需要的星星，已经跟戒严时期的追求大不相同。不论是否支持壮大公广集团策略路线，台湾当局必须提出具有前瞻视野的传播政策以促进民主深化，已是台湾当局无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迎向新时代挑战

透过本书回顾台湾民主化历程与新闻传播制度变迁，读者更可了解，新闻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努力争取；健全的媒体环境也无法一蹴可及，当局订定前瞻性传播政策、媒体善尽社会责任、公民社会的成熟壮大都是重要配套条件。

我在担任《天下杂志》总主笔期间接受向芬访问，对于她的事前周全准备、深入提问与追问都留下深刻印象，更欣见本书的深度访谈成果，为台湾新闻发展经验留下重要记录（必须提醒的是，本书判定受访者的政治光谱归类，未必精准公允，但不致影响其受访内容的参考价值）。

本书出版之际，我已创办台湾网络新媒体《报道者》，致力于以网络新科技、数字叙事工具呈现深度调查报道。我深信，无论媒体形式如何变迁，媒体在民主生活中都将持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期待社会各界珍惜与呵护得来不易的新闻自由，并在此基础上迎向媒体新时代的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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