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通史晚清卷_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罗福惠著_9787562277224

本书为八卷本《湖北通史》的第七卷。全书内容上自19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前夕，下至1912年清帝逊位，辛亥革命胜利。作者将晚清湖北历史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为鸦片战争前夕至19世纪50年代初，此一阶段湖北地区还是依历史的惯性缓慢行进，地方社会暮气沉沉，危机重重；第二阶段为19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十年，这十年间湖北地区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战火的洗礼，清王朝原有的统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但湖北地区的社会生产也因战乱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第三阶段为19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明显的特征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大规模进入湖北，通商口岸出现了洋行蜂起、商旅毕聚的景象，教会医院、教会学校也开始在湖北地区落地生根，但这一时期湖北地区的近代化程度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第四阶段为19世纪90年代初至1912年清王朝灭亡，这一时期因张之洞在鄂大力推行新政，湖北地区风气大变，新式轻重工业、新式工商贸易、新式教育以及新式军队等均有了较快发展，而这又为湖北成为辛亥首义之地打下了基础。

晚清湖北历史是晚清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某一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状况，必然受到宏观的整体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某一地区或因其地理位置，或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势能而对全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和决定了整体的历史进程。中国疆域辽阔，族群和人口众多，无论是在上古的文明萌发阶段，还是在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以及在近代进入早期现代化时期以后，中国各地区的历史进程既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差序梯次。因此，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各族群、各地区无论是受到中国整体历史的影响，还是反过来施加影响于中国整体，其情形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从《湖北通史》的前六卷可以看到：从远古直到战国时期，湖北地区的史前文明和南土大国楚国，对于华夏民族的影响甚巨；在中国的统一格局形成之后，湖北仍然以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而成为中国的要地和腹心；从东汉至三国，从南宋到明朝，湖北还以其人才鼎盛、生产和商业贸易发达而对当时的历史产生较大影响。民国初年修成的《湖北通志》曾说，“论湖北之人才，春秋楚为首，三国时次之，明又次之”，可知上述三个时期是历史上湖北文化发展的三个高峰。我们知道，人才鼎盛和文化高峰的形成，不可能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必定还具有其他的多种条件和原因。例如楚文化富有生命力且独具特色，就同楚国的政治经济发达有关；从东汉至三国湖北人才辈出，可能与当时湖北绾毂中原与南部，兼蓄南北文化之长有关；至于明代湖北人才众多，则明显是因为经济发展和教育发达。因而上述三个阶段，也是湖北这一局部对中国的整体历史具有较大影响的三个时期。而本卷所记述的晚清湖北历史，则可以说是湖北对于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第四个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内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和影响这一重要因素。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不断以其武力、商品和文化对中国发起攻势，但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所受到的影响、所发生的变化，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并不完全相同。这不仅反映在各地人民的直接受害和直接反抗的情形多种多样，也反映在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人的观念在走向早期现代化的时间、速度和方式上也呈现出差别。总的来说，带有某些西方印记，亦即具有某种早期现代化色彩的事物和现象，往往在东南沿海的粤、闽、苏、浙等省先行出现，而腹地、西部和北部则出现较迟。于是，地处长江中游，又是东西部、南北方枢纽的湖北，就成为不同思想氛围犬牙交错、反复冲突的“锋面”此系借用气象学语言，原指从西北部和北部南下的干冷气流与从东南部北上的暖湿气流相碰相激所形成的交界面。。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4—1927年的大革命等一系列风云变幻中，湖北都是重要的通道和舞台，这对湖北社会当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样，湖北本身的状况和条件如何，又会反过来影响全局。晚清历史总共七十余年，根据湖北的实际状况，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到19世纪50年代初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十余年中，湖北社会仍然是在原有的轨道上，依惯性的作用而运行，在落后的农业生产和传统的商业贸易的基础上，维持着因循窳败、一切听命于王朝中央的地方政府。故以精明干练、力图振作著称的林则徐，在担任湖广总督的一年半期间，也只能忙于诸如修堤抢险、缉私（盐）禁（白莲）教、考校文武属吏、促销官盐、催收钱粮以及收缴鸦片之类的工作。“救弊”无暇，“开新”更无财力和人才等条件，连修缮被洪水毁坏的省城城墙，都要靠商、绅捐款和官员掏出“养廉”银。所以当时的湖北，除了率先销烟之外，并无其他新气象可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湖北地处腹心，所受震动亦不大。目前可以知道的反应，只有较关心国事的士人如王柏心、刘淳所写的几篇有感而发的诗文。在第二阶段的十年，湖北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洗礼。从1852年冬太平军进入湖北，到1856年以前，太平军曾经四克阳夏，三克武昌，使湖广总督、湖北巡抚频频易人；1856年以后，太平军仍多次进入鄂东北，给清军和地方政府以重大打击。当然湖北境内，尤其是武汉三镇人民的生命财产、房屋建筑以及文化古迹，因为战火而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省内各地亦发生多股小型群众起事，固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讲求经世实学的胡林翼在鄂7年，整军经武，厉行保甲团练，扶植士绅，推行厘金制度，百计搜刮以供军需，竭力恢复旧的体制和秩序。然而，皇权的削弱、绅权的张大、商人势力的迅速恢复，已成为当时的一种趋势。尤其是农民战争在湖北基本平息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迅速进入湖北，凡此皆使一切恢复旧观的努力归于失败。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晚清湖北历史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最突出的变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湖北的扩大,具体表现为划定租界，派驻领事，控制海关，开设洋行，开办轮船公司和工厂，倾销洋货和掠购原材料及初级农副产品，设立教堂以传教布道，开办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创办报刊等，这使湖北社会真正感受到了外来势力的能量。但直到80年代末以前，湖北历届地方政府无所作为，在沿海地区甚至内地兰州出现了洋务企业，在湖北却付之阙如。除了教会学校以外，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也没有出现。士绅和部分群众频频与教会和教徒发生冲突。商人则出现分化，既产生了少数买办，也有一些商人与外商往来，销售洋货或供给土货。从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2年初清王朝灭亡，可视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中有18年与张之洞的活动有关。张之洞于1889年底担任湖广总督以后，大力推行其洋务新政，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湖北出现了枪炮厂、炼铁厂、大冶铁矿及多处煤矿，还有布纱丝麻四局及其他官办工厂，初步形成了早期不完善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湖北开办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并开始派遣留学生；还编练新军，设立多所军事学堂。湖北社会从“物”到“人”，真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入20世纪，地方政府虽因财力不支，官办企业多数陷于亏损和停顿，或者被迫出租转让给商人经营，但其示范和诱导工作却收到了成效。湖北民营工业成批涌现，商人群体迅速壮大。地方政府在减少对工业制造的投资以后，加强了城市堤防、道路的基础建设，亦曾融借巨资支持民营水电企业。尤其是加大了对新式教育的投入，省内的新式学堂进一步增加，因而逐渐形成了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为旧士绅提供了更多的再学习的场合和机会，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游历的人数大增。故湖北一度出现了工商兴旺、教育初步发达的景象。上文所说的湖北对于全国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的第四个阶段，实际就是指清末这20年而言。在这一阶段，湖北发挥了区位优势，成为中西部数省物资流通的集散地和进出口的转运站，因而汉口得以超过广州和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大商埠，湖北因此成为仅次于江苏的税源大省。湖北的重、轻工业设施和多种军工、民用产品，一时为全国瞩目。湖北的新式学堂成为中西部各省的样板，其教科书亦为数省购用。湖北的留学生在日本和欧洲人数众多而且活跃，湖北新军亦被视为仅次于北洋新军的劲旅。还有湖北所造就的新式人才，主要是教师和新军干部，不仅基本满足了省内需求，还成批地走向全国各地。尤其是随着革命思想的深入传播，革命团体和组织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军学两界中的革命思想不断滋长，革命力量逐渐壮大，最后终于在各省反清起义迭遭失败的低迷气氛中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举行了武昌起义，使武汉成为全国关注、世界知名的首义之地。当然，这里有两点应作说明。其一，张之洞举办各项新政，其原意本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却使得湖北风气大开、社会剧变，为当时的革命派在中部腹地率先举义并坚持一个半月之久的武汉保卫战，作了“人”和“物”的准备，从而得以在全国多数省区的响应、配合和共同努力之下，最终推翻了中国的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应该说这只能归因于历史的大势。历来史家对此已多有阐释，无需重复。其二，湖北社会在清末20年的急剧转变和快速发展，明显缺乏坚实的基础。从全国的大环境而言，专制政治制度未曾变更，外国侵略势力日益深入和强化，大环境并不利于各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从省内的小环境而言，张之洞只是抓住了朝廷为牵制李鸿章、袁世凯等实力派而对其特意扶持的机会，充分利用湖北的区位优势，迅速地铺开各项新政摊子，可说是准备不足，战线过长，而有关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经营管理、技术条件等，均不能配套。1901年后，因朝廷需要偿还庚子赔款和举行新政，湖北得到的财政支持锐减，并须分担巨额赔款和外债，而官办企业又基本上没有多大经济效益，故地方财政日益困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只有加紧向人民搜刮和举借外债，而这些措置又必然招致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还有，湖北农业生产力低下，缺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人民贫困，购买力不足；民营资本幼弱，难以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抗衡。种种因素决定了清末湖北的经济和社会难以形成可持续性的发展。这种态势实际上从1908年起已经充分显示出来，而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湖北落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各种轻重工业、商业贸易、文化教育和农业生产均呈停滞和萎缩状态，首义之区一派萧条和黑暗。可以说，湖北历史上的第四个辉煌阶段是极为短暂的。本卷就是这样从总体上分四个阶段来把握晚清湖北历史的。而在展开每一个阶段的具体内容时，除了反映晚清湖北地方政府的重要行政措施、吏治状况，农民起义及农民战争，清末的体制内外的变革和革命，即通常所说的政治史之外，尤其加强了对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探讨和分析。广义的经济问题，涉及晚清湖北历史的诸多方面，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外商和华商的投资设厂和各种贸易，工业、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或衰退，城乡人民的捐税负担及生活状况等等，上自数千万两的财政收支，下至斗米斤盐的价格，均与当时的政局、社会和群众心理息息相关，通史中理应作出记载和分析。对此，本卷不是仅将有关经济问题作为政治变化的背景或结果来表现，而是视其本身即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既有集中的篇幅作系统叙述或综合分析，也有分散的交代和相关介绍，以使之符合通史的体例。对晚清湖北经济的研究，最能说明当时的湖北是一个正在转型的二元社会，即转型较快的城市和转型较慢甚至尚未开始转型的乡村并存，较先进的工商业和落后的农业并存，而这正是湖北在20世纪初期终究未能成为中西部经济发展中心和火车头的重要原因。社会状况的研究更是千头万绪，限于体例和容量，本卷在若干章节中安排了一定篇幅对社会群体及其组织，如转型之前的商人群体及其会馆、公所组织，士绅群体、农民群体及乡村宗族组织，转型之中的商人群体及商会组织，分化后的士绅群体、新出现的学生、新军群体以及他们各自的多种次级团体组织等等，作了必要的介绍，对于各种群体的社会心理亦有初步的分析。人口、妇女等问题，在有关部分也有涉及。社会风俗则辟有专节，讨论其在转型和革命中的变化。有关文化的内容，本卷采取了有分有合的处置安排。诸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报纸杂志（包括外国人、官方、民间三者之所创办）、新式学堂等，尽可能在有关章节中集中介绍；文人著述则分散在各个阶段之中，以体现其思想与时代脉动的关系；民间文化的时间不易确切断定，故将其集中介绍。从晚清的情形来看，湖北的精英文化仍然多少带有一些楚文化的流风余韵，不仅屈原的形象、《离骚》式的文句反复出现在士人和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字著述之中，尤其表现为以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本内容的批判性思考，以民本位为思想核心的忧患意识，以及放任天性、反对束缚、蔑视权贵和功名利禄的人格追求。这种文化特性，常常表现为一种与西方文化不同，但仍然是导向思想解放之路的鲜明个性。清末湖北的民间文化，则既有本地特色，又有五方杂汇的因素。但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民间文化，当时与西方文化都还只是初步接触，人们还没有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框架之外，找到更好的结合方式。通史是记叙体史书，不同于专门研究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的专门史和专题史，也不同于志书和论著。因此，以叙述为主、以史料为主，加上必要的分析评论，是最基本的方法。内容则应围绕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与思想等）、事（制度设施、战争、生产、商贸、交往关系等）、文（文书、著述、报刊言论等文字记载）、物（自然或人工的空间存在、工程、工具和物资等）四者展开。而关键在组织结构和剪裁史料，以免取精微而遗广大。除了这些根本性的原则之外，本卷在构思和撰写时，还作过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整个晚清湖北历史，可以说有几条主要线索，诸如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及其最终失败，外国资本主义对湖北的渗透和影响日益加深，人民群众对腐朽的王朝统治和外来势力的反抗斗争，还有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早期现代化过程等，都可以作为本卷纲目来考虑。但通过分析史料，最终还是以历时态的总体把握与各个阶段上的综合分析相结合形成本卷经纬。如在第一、二两阶段，地处内陆的湖北还找不到早期现代化的踪迹，就以写传统的地方政治架构和社会情形入手，然后重点反映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胡林翼如何维护、恢复旧秩序；在第三阶段，侧重介绍外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势力的渗入及其对湖北的影响；在第四阶段，则既写因地方政府的自救性改革和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合成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同时系统介绍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总之是从史实出发，使客观存在的历史进程中的多条线索互相补充。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就在于其本身由多个侧面和层次构成，故政治格局的演变、不同性质的斗争和战争的发生、不同层次经济状况的变化、社会群体的兴衰分合、思想文化的流变，都应各有呈现而又彼此联系。至于研究和介绍的空间范围，则应以晚清中国的整体历史为背景，在分配武汉三镇和省内各州县的篇幅上作适当安排，以突出重点且兼顾全面。行文以叙述为主，略加简要的评论。对材料分散或事件零星，但集中起来却能体现某种规律或本质者，也加以综合和必要的分析议论。通史中不宜出现纪传体的写法，但有关少数重要人物，除了主要让其在历史过程中和事件中自然显现之外，也适当加以归纳和略作评说。当然，上述设想不一定都很妥当，而且在实际撰写中也不一定得到了贯彻实行，欢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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