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_苏智良主编姚霏张玉菡副主编_9787544484138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迄今已有96年的辉煌征程，它见证并镌刻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更替演进、沧桑巨变。本书围绕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这一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论述，又有微观考察，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议题、视角与方法等均有较为明显的开拓与建构。

本书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知名学者苏智良教授主编并作序，来自上海市历史学会、各大高校和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档案馆的知名学者携手嘉兴市市委党校、嘉兴学院的研究人员贡献了近20篇优质论文。

本书论题多元而主旨集中、问题意识较强，在建党史研究和上海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的推进，已被纳入2017年上海市哲社重大项目，是献礼建党百年的重要学术成果。

序言：从上海城市空间探寻中共成立的肌理

苏智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成立，从此她历经磨难，不断壮大。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成员最多的政党。就世界范围的影响而论，因共产党创建所引发的中国革命，是18世纪启蒙思想以来所发生的最持久的一场革命。可以说，上海是中国红色革命之源，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那么，上海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简言之，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城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而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了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而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深入研讨中共创建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市历史学会于2017年6月25日联合举办首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主要从上海城市历史，尤其是从城市空间的视角来探究中共建党与上海的关联。

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上海近代城市为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在本次会议上，熊月之教授指出，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六大支持系统，这就是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发达的邮政通信系统、具有现代政党社团活动传统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政党社团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

上海租界地带是中共早期成员活动的舞台，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场地所在。近代租界的存在，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既须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又得以在外国势力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是中西文明共存、竞争、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会。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得中国革命者可以利用这一缝隙，进行反抗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并最终收回外国列强利权的革命活动。

相对于公共租界而言，法租界警力有限，管理相对松懈；法租界繁琐的批捕程序，也容易为革命党人的逃脱和营救提供机会。法租界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在客观上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然，这并不是说，法租界当局对中国革命更加同情。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一生钟情于法国大革命，钟情于法兰西文化，这也是他选择在上海法租界居住与活动的理由之一。他主编的《青年杂志》自创刊号起就特别地加上了法文：LAJEUNESSE。再深入分析，早期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主要栖居在法租界中区。1914年法租界进行了最后一次扩张，将西界推进到了徐家汇地区，然后开启新城区的建设规划。在新兴的西门区（Quartier de Siemen）里，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复兴中路）、望志路（Rue Wantz，今兴业路）、西门路（Route Siemen，今自忠路西段）、天文台路（Rue dObservatoire，今合肥路）、贝勒路（Rue Amiral Bayle，今黄陂南路）、白莱尼蒙马浪路（Rue Brenierde Montmorand，今马当路）、菜市路（Rue du Marché，今顺昌路）等相继建成，这里交通便利，房价相对便宜。贝勒路树德里房屋落成不久，沿街的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两所房屋就被李汉俊兄弟租下。这个新街区即西门区，而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诞生在这个区域内。

在西门区这个法租界中区，几乎聚集着所有早期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活动，除了耳熟能详的树德里中共一大会址，还有各位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当然，渔阳里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性街区。

渔阳里街区作为近代上海的建党活动中心，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使命；这里成为

共产党党团组织的创建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创建活动主要集中于此。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于1920年初由北京返回上海。他入住老渔阳里2号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组建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是由8幢小楼组成的街坊，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等，这也只有在租界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1920年5月，陈独秀、李达等人在渔阳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社。8月，当时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诞生。为了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陈独秀等人于8月22日，在渔阳里6号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派时年21岁的俞秀松担任书记。《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这里便成为马克思主义新的宣传中心。此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新青年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公开出版发行机构。由陈望道翻译的、中国第一个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即交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其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先后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经典篇目，向热心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较为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以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五人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俄通讯社，由杨明斋任社长。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公开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上海共产党早期党团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储备党的后备干部，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社址选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同时，渔阳里街区是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办，由陈独秀任主编，李汉俊、沈玄庐等为编辑，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袁振英、柯庆施等，该刊成为向工人大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通俗读物。10月3日，渔阳里6号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了会议，陈独秀被邀请为暂设经募处的主任，并促成了上海最早的两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的诞生。

毫无疑问，红色革命的历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脉。中共一大会址及其周边的众多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是展示红色历史的重要载体，建筑能将历史进行最为理性、直观和广博的呈现。它们见证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体现着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着各个时期革命前辈、爱国志士的崇高理想、信念、品德和情操，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今天的上海，城市更新突飞猛进，城市景观日新月异。我们急须宏观把握城

市发展的肌理，整体、全面地梳理红色历史的痕迹，确定哪些历史遗迹、自然景

观、城市风貌需要妥善保存或是留心表达。我们须从记录足迹的城市历史出发，

以城市变迁线索为参照进行寻访和筛选，整体性保护，而不仅仅是单幢建筑、某个片区的保存。在迎接中共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我们应该以红色历史发展为脉络，遴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曾发挥关键作用的地物和建筑作为保护对象，并且有意识地基于红色历史去寻访、发展、保护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建筑、街区，从而系统地保留城市红色历史发展的足迹，并形成保护体系。如合理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设计纪念雕塑和纪念名牌，设置二维码影像资料展示与放映等。有些重要街区，如中共一大周边街区，需要进行原样保护，保持并延续原有生活样态，因为那是活着的城市人文脉络。

基于此，我们首先制作了《中共上海建党革命遗址分布图》，该图由吴俊范、姚霏等指导，王小雅、尤亚男、王梦佳等研究生绘制。该图分为党的机构、名人故居旧居、社团组织、事件发生地，体现了党史研究与城市空间相结合，较完整展示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空间分布。今后还拟进一步深入精细研究，使之更加完善。期待各方面、各部门精心合作，进一步发掘与继承上海红色文化资源，打造更亮丽的城市红色名片。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高峰高原学科负责人，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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