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学中的前理解与方法选择_周维明_9787513056939

传统的刑法解释学体现为一种刑法解释的方法论，其是中性的，无法解决像刑法解释本身的合理性与界限问题，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选择之争这样的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学只有从方法论转向以哲学诠释学为基础的本体论，方能解决以上的一系列疑难问题，而前理解是刑法解释学的本体论中*为核心的概念。前理解意味着，刑法条文与规范的解释者在采用各种解释方法，使用不同的解释技巧之前，就对解释结论有了一种预先判断，这种预先判断引导着解释方法的选择乃至整个刑法教义学的考量。

传统的刑法解释学体现为一种刑法解释的方法论，其是中性的，无法解决像刑法解释本身的合理性与界限问题，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选择之争这样的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学只有从方法论转向以哲学诠释学为基础的本体论，方能解决以上一系列疑难问题，而前理解是刑法解释学的本体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前理解意味着，刑法条文与规范的解释者在采用各种解释方法，使用不同的解释技巧之前，就对解释结论有了一种预先判断，这种预先判断引导着解释方法的选择乃至整个刑法教义学的考量。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前理解的历史与哲学渊源以及在法律解释学中的引入、前理解的含义与来源、前理解在刑法解释与论证理论中的运用、前理解与事物的本质与类型思维的关系等问题，并借此指出：

（1）刑法条文与规范，在实质上是对刑法所欲调整的社会生活事实内部所蕴含的，规制这一社会生活关系的具体的规定性即事物的本质的描述，解释者在前理解的引导下，借助类型这一思维工具去形塑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因此，刑法条文与规范的语义并没有一种完全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建构的结果。刑法解释本身的合理性与界限，是在符合事物的本质的前提下，于立法构成要件所奠基的不法类型中，通过类比推理在刑法条文与规范的语义空间中进行的。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受到前理解的引导与制约。

（2）解释不是再现文本的作者的意图的行为，而是一种将过去与现在综合的创造性行为，即视域融合。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均有其部分的真理，因此都不能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刑法解释的最终目标只能是：探求刑法条文与规范在当下的整体法秩序中的意义。只有同时考虑历史上的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及其具体的规范设想，才能正确地确定刑法条文与规范在法秩序上的标准意义。这一意义是一种在前理解引导下的思考过程的结果。

（3）目的解释在刑法解释方法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刑事法官在面对具体案例事实时，在考虑采用什么样的解释方法之前，就已经对需要解释的刑法条文及规范的客观目的有了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引导着其对具体案例事实的理解与解释方法的选择，是一种价值判断，刑事法官借此来从价值中立的解释方法中做出选择。

（4）刑法解释学的本体论是刑事裁判的本体论基础，而刑法解释学的本体论又是建立在哲学诠释学之上的；以前理解为核心的哲学诠释学是一种实践理性，因此刑事裁判本身必然也是一种以实践理性为基础，受实践理性保障的活动。刑事裁判的实践理性的论证结构为：①做出刑事裁判的过程是一种理解性的对话，可以在其中达成共识，并以此作为在诸多裁判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的标准；②这种理解性的对话要受到某些刑事法律制度上的条件的约束；③这两个过程均受前理解的支配。这整个结构，可以看作对刑事法官在刑事裁判过程中的约束，借此刑事裁判方能具有可信赖性与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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