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系列·朵云封事_[加]李在中著_9787200136302

在《朵云封事》一书中，作者李在中以其父李霖灿先生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作为出发点，结合近70年亲历亲闻，通过不断收集中央博物院的一手档案与图片、整理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和书信、向父执辈们请益及、走访两岸同辈兄长，用15年的时间写出30篇文章。以纯粹的情感、客观的论点，将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之后到1965年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间所经历的暂驻李庄、渡海东迁、蛰藏北沟与合符双溪等各个阶段，做了较为完整的还原与讲述。
朵云和封事都有着十分风雅的典故。朵云的讲法，来自唐朝的能臣韦陟在信函*后写得像几朵云彩的署名，后来演绎成信纸的雅称；封事的本义，即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撕开中国近历史的信封，蔡元培、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曾昭燏、李霖灿……这些文人的学术坚守与悲欢离合，跃然纸上。而那些早已走远的往事，就如朵朵美丽的云彩，虽消逝，却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
本书是了解当代中国文博早期历史和事业的重要文献。

前　　言
李济先生195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讲座教授时，曾经发表过三次对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演讲，在谈到发掘背景时，李济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一项理性运动，其精神多少与欧洲17世纪的古典运动相仿。他们的口号拿证据来在本质上说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却带来了较多批判的精神。
伟大的事业肇始于远大的眼光。中央博物院是蔡元培以及傅斯年、李济这些具有科学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以书生救国的赤忱所构思成立的一个高瞻远瞩、具有普及教育观念的博物馆计划。
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首都南京发布中央博物院成立主?旨：
南京为国民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院，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补助公众教育。
主旨中，清晰地揭示了中博的三大任务典藏展览、学术研究，及公众教育。
立意虽然深远，命途却崎岖颠簸，无间歇的战乱使得中央博物院最后是以筹备处的名义告终。
1965年11月，中央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在台北合并，结束了中博三十二年的坎坷又伤感的岁月，这个伟大的书生救国的理想到此正式烟消云散，移山心力皆付与苍烟落照，令人无限惆怅。
面对这个伟大理想的陨灭，中博人岂能无语？自1941年即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的李霖灿先生在与李济先生几经讨论后，在台北《新天地》月刊十月号发表了《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一文，以文为哀，长歌代戚，凭吊了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伟大理想。本文后来收入宋伯胤、李淑萍合编《博物馆历史文选》一书，标题改为《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并在文末加注解说明：这是中国博物馆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篇文章，是我想要写一些有关中央博物院往事的最原始的出发点，因此我将这篇文字列入本书的第一篇，一方面是以我父亲，一位资深中博当事人的身份，自己登坛讲法把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讲个清楚，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父亲及许多已然离去，一生贡献于中博事业的长辈们，表达我最深挚的景慕、尊敬与哀思之情。
把时间退回七十年前，对日抗战胜利复员还都不久，国家就陷入了内战，因缘合和，风云际会，北京故宫与南京中央两个博物院的部分藏品与人员，东渡台海，一同安顿在台中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北沟。
虽然是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两院之间的业务一直是泾渭分明，各自为政的。对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博物院子弟来讲最容易的区分法，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喊伯伯的多半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年轻一点喊先生的，多半都是中央博物院的；至于玩伴们上初中甚至高中的一定是故博子弟，上小学的或者还在幼稚园里排排坐，吃果果的大概是中博子弟。
1965年中央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在台北合并，成立了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博院就逐渐退出了舞台，淡出了大家的视界，被覆盖在浩瀚的历史里了！就像我在《缘圆下关》这篇文字里写的：

如今在外双溪还可以看得到的遗迹，就只剩下一块残破的界标，标示着中央博物院界的字样，埋在落叶蔓草中，像是一块孤寂的冢碑，泥垢斑驳，无比凄凉！

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因为丰富的馆藏及在所有馆员的努力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博物馆。但是今天的情况是，不要说与工作人员谈起，就算是与博物馆界的专家谈起中央博物院的陈年往事时，不是所知不多，说不清楚，就是得到一句中博时间很短，不足论也的说法。
说对中博的情况不清楚我可以理解，毕竟退出舞台已逾半个世纪，相关的人士也几乎已然完全凋零谢世，原来的院藏也融入了故宫的馆藏，况且现在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是迁台以后的第四代了，对院史的了解不是那样深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怎么会是不足论呢？我觉得中博虽然命运多舛，生不逢时，但仍然有过一段恢宏的气象，需要被后来者知道，因此十几年来只要有机会回到台湾或到大陆时，我就尽量与中博有关的长辈们请教中博过去的往事。
在我请益的几位长辈中，多是在李庄时期就加入了中博，也有是在南京才加入中博，基本上都经历了胜利还都、渡海东迁、蛰藏北沟与合符双溪的各个阶段，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是从一而终，一生都在博物院内服务，对中博历史的了解是亲身经历，睹影知竿的。
除了向长辈们请益以外，我也经常地与知道中央博物院或者中研院史语所往事的几位兄长们讨论，他们有的是在李庄度过了童年，有的是在杨梅及南港度过了少年与青年，而我是其生也晚，因此昆明、李庄、南京、杨梅的事我所知甚微，因而他们的经历与说法对我而言就十分重要。
由于彼此都有十分接近的家庭背景，因此我们谈话就自然有较大范围的交集，我们既谈往事，也谈人事，又由于父执辈们之间的事都多少互相有些关联，所以一些过去我们一直存疑，没有理清楚，不敢问的秘辛、谣言、传闻等等，往往因为大家把从不同的角度听到的说法摊在桌上来谈，反而拾遗补阙，把可能的真相兜合了起来！
在这么多年的请益与闲谈的累积中，再加上自己亲身的经历，我慢慢了解到那些讲这些不足论也的话的人其实是说不清楚中央博物院真正的过去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抗战在南溪李庄的时代，不知道曾在中博服务没有来到台湾的人，甚至也没有经过来台初期在台中北沟的时代，对这一段的了解是从书本上或听前人转述中所得，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或有所本的线性层次上。
没有亲身经历自然是不容易睹微知著了，而我虽然是资质愚鲁，薄自知，而且那时又是少不更事，但那些确实是我一步一步在长大的过程中曾经走过而至今还历历在目的事！我觉得与其听人转述不如我来写出来吧！
我开始尝试，最初与儿童学画画一样，一张纸上画到几乎没有视觉的呼吸空间，东一大块，西一大片，眼花缭乱，却突显不出主题。后来越写就觉得问题越多，终于觉悟到这种类似远古时期结绳记事年表式的写法，其实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每件事情所牵涉到的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有太多的关联，而这些关联的资料每每付诸阙如，成了断层，难以跨越，更有甚者多半的时候根本就是海天相连，空茫一片，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绳结所代表的事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这种体认，后来让我觉得我需要写一本不是大小公事都巨细靡遗，类似《南书房起居注》的官式版本，也不是如李定一教授在《中华史纲》序言中形容的，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如连续剧式的中博历史。我应该是把范围缩小，把我从垂髫小儿到黄发老翁这几十年有记忆所及的，与中博有关的一些人与事以最纯粹的情感，最客观的论点，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于是我改弦易辙，从小事上着手，目标是把一件小事厘清脉络，然后条理分明地写出来。说来容易，但慢慢地也发现要把小事写得精准更是困难，因为往往为了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竟然会牵连出更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有更多的材料要去找，有更多的空白要填补，变成了更多的地方要去追寻，更多的人要去请教。
举一个例子吧，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也曾经在中博服务的李晨岚先生是一位笃信笔墨跟随时代，一心要创中国山水画雪山宗的一位杰出中国水墨画家，但是1949年以后，由于两岸音讯阻隔，多少年来直到我父亲去世，始终都打听不出来他1949年以后真正的遭遇，这个人好像是凭空从人间消失了，记得在一次与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先生谈话中，宋院长就很感叹地说过：南京博物院把李晨岚给忘记了！为了要了解他的遭遇，从2008年有了一点线索开始，一直到了2012年在南京见到李先生的后人，其间也不知道飞越太平洋多少次，一点一点地累积，才算是把李先生从1949年在南京下关车站离开，一直到1976年在罗山家中去世期间的遭遇算是理清楚了，把李晨岚先生这张在盒子里支离破碎的片段，慢慢地一片一片地拼接了起来。这段经过后来写成《绿雪斋主李晨岚》一文。
另外一篇《安顺牛场》的故事，则是从一张在故宫服务的黄异先生的一幅画作的照片开始的，黄先生在抗战期间在安顺加入故宫，后渡海来台，就住在振兴路联管处办公室的后面，但不幸不久便因肝病去世，骨灰安置在台中北郊的一座禅院里面。在我发表一张黄先生画作的照片以后，在台北、北京、安顺都激起来一些涟漪。到了2014年，他的孙子黄煜先生看到了这些报道联络了我，然后到台迎灵，魂归故里，入土为安告终。屈指一算距黄异先生在1955年不幸病逝于台中，竟然是无声息地过了一个甲子的寂寥岁月，其间的人世浮沉，沧桑离合，闭目深思真是无限心酸，泪眼不干，虽说造化弄人，无奈只得寄情于清风明月，但客殁异乡难瘗骨，人间终是意难平！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