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信用理论_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孔丹凤译_9787208151093

本书系统研究了货币与信用这一主题，并且将货币经济理论的主题与当时政策的重要问题联系起来。本书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分析开始，采用一系列高度巧妙的推理，首先阐述了货币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然后从信用货币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信用与银行问题，并对信用与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的关系、战前战后信用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后对货币体系的重建和稳健货币的回归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研究货币与信用问题的标准教科书。

货币与信用理论新版序言

自从本书的德文第一版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40年。这40年间世界发生了许多变故和灾难。而造成这些不幸的政策也影响了各国的通货体系。稳健的货币被逐渐贬值的法定货币所取代。如今所有国家都被通货膨胀所困扰，同时也面临着通货完全崩溃这一黯淡前景。

我们需要意识到下面这一事实：世界目前的状况，特别是目前的货币状况，都是那些能支配当代人思想的理论实施的必然后果。我们如今的严重通货膨胀并非由上帝造成。它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或者更坦白地讲，是由政府造成的。目前的通货膨胀是若干理论的衍生物，这些理论赋予政府以凭空创造财富和通过提高国民收入来取悦人民的魔力。

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掘出通货膨胀的基本谬论，自从约翰·劳时代至凯恩斯爵士时代，这些谬论就一直困扰着学者和政治家的思想。只要诸如扩张主义的优点这类无稽之谈仍是官方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并指导着国家的经济政策，那么货币重建和经济复苏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济学提出的反对通胀主义和扩张主义理论的一切理由都不可能让蛊惑民心的政客们动摇。因为他们并不关心其政策的长远后果。尽管他们知道他们所创造的繁荣只是短暂的，并且必然以衰退告终，但是他们仍选择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政策。他们甚至对自己忽略长期后果的行为引以为傲。他们不断重复，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我们只需要关注短期后果。

问题是，短期究竟有多长？政治家和政客们似乎高估了短期的持续时间。当前的真实情况是：我们的生存时间超过了短期，现在我们不得不面临政党们拒绝考虑的长期后果。事情的发展正如稳健经济学(被新通货膨胀学派指责为正统经济学)所预测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乐观主义者也许会希望国家能试着了解其不久前断然不顾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乐观的预期促成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并且促使作者在结论中增加有关货币重建的论述。参见本书英文版第413457页。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52年6月于纽约■ 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的引言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的引言

在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货币与信用这一部分也许是研究历史最长，相关文献最多的一部分。当其他经济问题的探讨尚未开始时，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理论已经建立。19世纪中期，一般价值理论还未建立起令人满意的静态体系，货币与银行的小册子文献已经在讨论有关经济动态的更深奥的问题，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而在今日，尽管我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但是货币与信用理论为政治家和工商界人士在实践方面所提供的有效帮助，是其他经济理论都望尘莫及的。

尽管有此成就，但是没有人对这方面话题的分析和经验成果加以系统地整理，并与理论经济学的主要种类产生联系。特定的专题论文数以百计。小册子著作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消化吸收。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没有人对此类研究加以综合整理，导致凯恩斯在撰写《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时不得不为此感到惋惜，我们不但缺少对这类研究进行统一安排的传统，而且缺少一本规模和质量都能与纯粹均衡理论核心问题的标准讨论相媲美的对这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真正满足讲英语的学生的要求。本书是维也纳的冯·米塞斯教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的译本，正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本书系统研究了货币与信用理论这一主要命题，并且将经济分析理论的主体与有关的当时政策的主要问题联系起来。作者从货币的性质和职能的分析开始，采用一系列高度巧妙的推理，首先讨论仅存在一种货币而无银行体系的简单条件下的货币价值，然后分析平行货币与外汇现象，接着对现代银行的经营问题和信用创造对资本结构及经济稳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欧洲大陆范围内，本书长久以来被看做研究这类主题的标准教科书。我们希望它在讲英语的国家能够发挥类似作用。我认为本书的逻辑连贯性以及现代经济分析能力很少有著作可以与其并驾齐驱。

但是如果认为本书的唯一优点就是将货币与信用这一问题系统化，那么这实在是一个大错误。本书首次提出的许多命题已经在现代货币理论中大为流行，以至于在本书出版20多年以后才首次阅读到本书的英国读者也许会忽略本书对于知识的原创贡献这一优点该贡献是如今我们所探讨的最重要问题的根源。在1912年，有谁听说过强制储蓄、均衡与货币利率的脱节，以及信用不稳定造成的生产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之间关系的波动周期？这些观点都包含于本书之中，本书不像早期著作那样将这些问题看做是次要问题，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组织缜密的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这一体系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首先是一战后初期的剧烈通货膨胀，接着是我们今日仍饱受痛苦的经济萧条)所证明，这令本书作者在忧虑中有一种满足感。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本书对货币价值理论中非常抽象部分的贡献。米塞斯教授与马歇尔以及其他一两名学者共同将这个理论融入纯粹价值理论的一般范畴内，米塞斯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强调不确定性与现金持有规模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货币现象缺乏深谋远虑，米塞斯较早提出的大部分理论已为最近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所证实。尽管货币数量论存在转向机械化形式的趋势，特别是走向纯粹是同义反复的公式叠加的方向，但非常显而易见的是关于更深奥货币现象的解释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可能会遵循米塞斯所提示的路径。

英文译本是以1924年出版的德文第二版的内容为基础。一些英文读者不感兴趣的内容已经被删除，而或多或少专门探讨德国争论的一章则被列入附录。但是第三编第二十章有关政策评论的内容则保留1924年刊登的原文。除了一个关于时间的次要变化。在第二版中，作者以第三编最后一章的第一部分作为引言，附加一个注释说明最初写作时人们阅读到的这一部分的参考时间大约是1912年。在现在的版本中，即使这个注解重新印刷在英文版第368页的合适位置，为了防止一些可能的误解，某些实践和情况(特别是在第4段至第8段)已经采用过去时加以描述(Cp. pp.368 n., 377 n., and also 390 n.) 。本书作者在翻译的每一阶段都给予了慷慨的帮助，并特别撰写一篇序言，概述其1924年以后的见解。附录的注释中对表示不同种类货币的专业术语做了英德对照，并对没有准确英文译词的德文术语的翻译，进行了详细说明。

莱昂内尔·罗宾斯1934年9月于伦敦经济学院■ 英文版序言英文版序言

银行和货币政策问题的表象逐年逐月都在变化。但是，我们用来研讨这些问题的理论工具一直没有改变。事实上，经济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使我们认识到问题的真正意义，而不考虑其偶然的形态。要掌握某个措施的直接影响往往不需要特别高深的知识，但是经济学的任务在于预测其更深远的影响，以使我们避免为了治疗目前病症而播下未来可能产生更大疾病的种子。

自本书德文第二版问世以来，已经过去10年了。在这段时间内世界货币和银行问题的表象已经完全改变。但是，更加仔细地研究和揭示目前争论的根本问题则与当时毫无二致。当时，英国正致力于将英镑的黄金含量提高至战前水平。这种行为忽视了英国的物价和工资已经随货币价值下降而调整，也忽略了依照战前平价重新建立英镑价值势必导致物价下降，这种下降会导致英国企业家处境更加困难，进而增加了实际工资与自由市场应付工资之间的差距。当然，尽管重建战前平价的努力存在很多不容置疑的缺陷，但英国仍存在很多理由来实施这种行为。该决定应当在充分考虑该项政策的优缺点后才能作出。由于采取这项措施前并未将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充分告知公众，所以反对金本位制的呼声特别高涨。然而，社会各界责难的对象并非来自金本位制的恢复，而是将英镑的黄金含量稳定在高于英国的物价及工资水平之上。

从1926年至1929年，美国的经济繁荣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正如信贷扩张造成的历次繁荣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景气会永远持续下去，因此对于经济学家的警告则置之不理。192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后来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意外；尽管他们不能预测危机发生的准确日期，但他们已经预测到了危机的发生。

在目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事情并非我们已经度过一段信用扩张时期以及接下来的经济衰退，而是政府面对这些情况已经采取以及正在采取的方式。在物价普遍下跌的情况下，社会各界一致采取措施致力于防止货币工资下降，一方面利用公共资源来支持那些即将被危机压垮的企业，另一方面则通过公共工程计划对经济加以人为刺激。这项努力的结果正好消除了那些在过去的衰退中影响物价和工资依照当时情况进行调整，进而为经济复苏铺路的各种因素。人们忽略了一项不受欢迎的事实：稳定工资必然意味着失业增加以及导致物价与成本、产出与销售量的失衡(这些都是危机的征兆)趋于长期化。

这完全是来自政治方面的考虑。政府不想使依赖工资为生的大量民众感到不安。他们不敢反对将高工资视为最重要的经济理想的理论，以及认为工会政策和政府干预在物价下降期间仍足以维持原工资水平的观点。因此，政府采用各种方法来减少或完全消除环境对工资水平产生的压力。为了防止工会工资(tradeunion wages)的下降，他们对日益增加的失业工人给予失业救济金，同时防止央行提高利率和控制信贷，以便使危机的治理过程得以自由进行。

当政府认为其无力通过征税或借款来应付不可削减的支出时，或者说，当他们无法根据量入为出原则来限制支出时，政府就会采用发行不可兑换银行券的方法，结果造成货币价值下跌，这种情况在欧洲和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但是最近的货币贬值动机都不是来自财政方面。货币单位的黄金含量之所以下降，是为了保持国内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不变，也是为了使本国工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对这种行动的要求，在欧洲和美国都屡见不鲜。在过去所有例证中(除了少数重要的例外情况)，那些提出如此要求的人都没有能力保证其实现。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英国从放弃英镑以前的黄金含量开始。它并未采取提高银行利率这个传统且从未失败的方法来保持英镑的黄金含量，政府和国会仍将利率保持在4.5%，他们偏好停止银行券按照以前的法律平价兑现，借此来大幅降低英镑价值。其目的在于防止英国物价的进一步下跌，显然，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出现工资必将下降的情况。

很多其他国家都追随英国的先例，尤其是美国。罗斯福总统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因为他希望避免美国工资下降，并恢复1926年至1929年经济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

在中欧，首先追随英国先例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一战后不久，捷克斯洛伐克为了国家的声望，冒冒失失地采取了一项旨在提高克朗价值的政策，直至它认识到以下事实才停止这项政策：增加货币价值便意味着限制国内产品出口、鼓励外国产品的进口，并会对那些通过银行信贷获得一定比例运营资金的企业的偿债能力产生损害。但是，在今年的前几周内，捷克已经降低了克朗的黄金平价，其目的在于减轻借贷企业的压力，也在于防止工资和物价下降，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如今世界上每个国家无疑都在激烈地讨论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应保持不变还是予以降低。

诚然，人们普遍认为目前所需要的是降低货币购买力至以前水平，或者防止其上升至以前水平之上。但是，如果所需的仅止于此，那么很难确定为何要以1926年至1929年的水平为目标，而不以其他时期(如1913年)的水平为目标。

如果认为指数可以为我们的通货膨胀的工具提供一个具有坚实基础，并可使其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经济方案变化，那么也许我可以在本书中表明我对指数的看法：将某种计算指数的特定方法作为唯一科学准确的方法，而认为其他所有方法都不科学，这是不可能的事。通过指数手段来计算购买力的方法有很多，这些方法从某些站得住脚的观点来看，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正确的；但是从其他同样有道理的观点来看，每一种又都是错误的。由于每种计算方法都将产生与其他方法不同的结果，同时，以每种结果作为实践的基础都会增加一些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显然，每个集团的人都会拥护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如今，控制购买力已被视为通货政策的合法考虑，购买力应确定为何种水平这一问题将具有最大的政治意义。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价值的决定依赖黄金生产的利润。对某些人来说，也许这对他们不利；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它在经济活动中引入了一个不可计算的因素。但是，这并未使商品价格因货币因素而发生剧烈且突然的变化。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我们经历的货币价值的最大变动，并非来自黄金生产情况，而是来自政府和发行银行的政策。货币价值依赖黄金的生产至少意味着它不受当时政治的影响。通货制度脱离确定的、固定不变的黄金平价，使得货币价值成为政治的玩物。如今，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经济政策，关于货币价值的考虑已使其他一切考虑都退居次要地位。我们距离以下状态已经不远：经济政策被认为主要是货币购买力的影响的问题。我们应该维持货币单位目前的黄金含量，还是应采用更低的黄金含量呢？在欧美各国，这个问题均为当前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也许我们已经展开了降低通货单位黄金含量的竞争，其目的在于在商业战争中获得短暂收益(而且这项收益是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文明世界的各个国家进行这项战争已数十年且越来越激烈，并给民众的福祉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将这种情况称为脱离金本位制的束缚是不恰当的。所有在最近几年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黄金在国内及国际间作为交易媒介的重要性。实际发生的并非脱离黄金，而是脱离货币单位的旧的黄金平价，尽管这项措施的主要目的也许在于谋求名义工资(有时也是物价)最大可能的稳定，但是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牺牲债权人利益以减轻债务人负担。

除了因以上理由而降低通货的黄金含量的国家之外，还有一些国家拒绝承认以黄金表示的货币贬值它们采用过度扩张国内银行券流通的政策，而维持其通货单位仍具有法定黄金含量(或至少超过其真实水平的黄金含量)的想法。为了支持这种想法，它们公布了外汇管理办法，要求出口商以法定金价出售外汇，这要遭受相当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卖给央行的外汇数量大幅减少，这一事实几乎不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于是，这些国家出现了外汇短缺。事实上，依照规定价格无法获得外汇；在非法市场上可以按适当价格进行外汇交易，因为央行拒绝按此价格进行支付，所以央行无法从非法市场取得外汇。这种短缺就被作为汇兑困难以及禁止向外国付息和分期偿还的借口。实际上它使国际信用陷入了停顿状态。旧债务的付息和还本要么支付不足，要么根本不支付，结果，新的国际信用交易就不再继续成为严肃考虑的主题。我们已经接近一种无法对国外放款的情况，因为人们逐渐承认并接受如下事实：任何政府可以在任意时候以外汇政策为理由禁止对外国的债务偿还活动。这项外汇政策的真正意义本书中有详尽的讨论。此处仅指出该项政策近三年对于国际经济关系造成的伤害比保护主义在过去50年或60年(包括在一战期间采取的措施)所形成的损失更大。要想消除国际信用的压制状态，必须取消各国政府可以自由裁定的原则，该原则利用其自身行动造成的外汇短缺，停止对外国支付利息，同时也禁止对其国民还本付息。达到此目标的唯一方式是使国际信用交易摆脱本国立法的影响，为其建立一项特别的国际法规，由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予以保证和切实执行。除非创造出这些条件，否则新的国际信用不可能被允许提供。既然所有国家对国际信用的恢复具有同等利益，如果欧洲没有因战争和革命而越陷越深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各国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是构成这种未来协定基础的货币制度必然是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制度。黄金并非货币制度理想的基础。正如所有的人类创造一样，金本位制并非没有缺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想使货币制度不受政党政治和政府的干预，无论是在目前，或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存在其他途径。货币制度若无法摆脱这些影响，就无法成为信用交易的基础。那些指责金本位制的人不应忘记：正是金本位制使19世纪的文明传播到西欧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地区，并且使这些国家的财富得以被用于开发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少数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储蓄有助于整个世界的现代生产设备的发展。如果债务人国家拒绝支付其现存债务，它们当然可以改善其当前状况。但是它们是否会同时极大地损害其前途，这一点存在着很大问题。因此在关于通货问题的讨论中探讨债权国家(资本充足的国家)与债务国家(资本不足的国家)的利益冲突似乎使人产生误解。正是那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以发展其自身生产资源的比较贫困国家的利益，使得国际信用的窒息状态变得特别危险。

如今各国货币与信用制度的混乱，并非由于金本位制的不足，这一事实并没有经常重复出现。我们目前的货币制度中饱受指责的(过去五年物价的下跌)并非金本位制的错误，而是不可避免的信用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最终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各方提倡的主要挽救方法也不过是另一个信用扩张而已，这种方法当然可能导致短期繁荣，但最后必然以更严重的危机而结束。

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困难只是目前世界所遭遇的巨大经济困境的一部分。并非只有货币和信用制度困难，整个经济体系都如此。近几年来，各国的经济政策都与19世纪建立的各国福利的原则相冲突。现在国际分工被当成一件坏事，并要求恢复远古时期的自给自足状态。任何外国商品的进口都被视为灾祸，都不计代价地予以避免。有些政治党派以惊人的热情大声宣布：世界和平不受欢迎，只有战争才是进步。他们不仅将战争视为国际交往的合理形式，而且建议即使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时也要采用武力镇压反对者。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尽心竭力避免采取阻碍经济发展的措施，它将每个生产部门都配置于能够发挥最大劳动生产率的地方，但是目前，努力将企业建立在生产条件不利的位置被视为值得政府支持的爱国行为。若要求货币和信用制度去消除此项错误的经济政策的后果，那么这个要求未免有失公平。

所有以消除错误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后果为目标的建议，若只通过改革货币和银行制度，基本上都是错的。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若它能使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比物物交易更简单，那么它就完成了使命。想要从货币方面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除了通过扩张流通而对经济行为进行的人为刺激之外，没有其他意义。我们必须重复强调的是，这种努力必然会导致危机和萧条。经济危机的重复发生，是政府不顾过去的经验教训和经济学家的警告，通过信用扩张手段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

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传统观点，因为它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他们是英国不可磨灭的荣耀)的理论有关；同时，它与现代观点(与16世纪和17世纪的重商主义观点相对应)形成对比。我并不认为传统理论中有什么令人惭愧的内容。最重要的事情并非理论是传统还是新颖，而是它是否正确。尽管我的探讨得出的结论信用扩张不能形成资本的替代品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但是我却不相信有人能够提出符合逻辑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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