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徘徊在唯美与道德之间_朱红梅著_9787513055048

《苏珊·桑塔格：徘徊在唯美与道德之间》内容简介：苏珊·桑塔格（1933—2004）是美国当代声名卓著的文艺批评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著作等身。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她的批评文字和文学作品几经嬗变，在国际文坛享誉已久。本书通过梳理桑塔格从20世纪60年代到她去世后所出版的遗作，审视她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从激进回归现实所发生的流变，分析她的文艺批评在形式与内容、唯美与道德等关系方面所作的思考与变化，勾勒出她的小说创作从实验派向历史现实转变的思想轨迹，并探讨她的女权思想和她笔下具有双重命运的女性形象，以此还原她作为一个徘徊于唯美与道德之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现代主义者的本真样貌，以此管窥过去的半个世纪间现代主义文艺批评与创作在欧美的发展与变迁。

　　序
　　王宁
　　在目前的中国学界，人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当今的美国文学批评界，所有风行的理论都是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因为美国本土并不产生批评理论。仔细想来，这种看法既对又不对：自20世纪初以来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美国的各种学院派批评理论确实大多是从欧洲大陆引进的，但是这些本来影响仅限于欧陆，有时甚至仅限于法语或德语世界的批评理论，一经在北美登陆，就对美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而通过英语这一中介迅速走向世界，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凭心而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从西方引进的大多数批评理论都是通过英语世界的中介进入中国的，这一点无论是从精神分析学、新马克思主义还是现象学、解构主义等批评理论在中国的风行中可见其端倪。那么人们要问，它不对的方面又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恰恰在于人们往往忽视了美国本土发展壮大起来的与文艺创作密切相关的一些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批评流派和批评家的影响。而且说实话，这支批评力量涉及的范围更广，他们常常在发行量很大的文学和文化类刊物，诸如《纽约书评》《党派评论》《肯庸评论》《纽约客》等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由于他们笔锋犀利，文字潇洒，往往更具可读性，因此对大众读者的影响或许更大。我们今天研究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应该对这两股批评力量分别给予恰当的和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两年前，我在为美国学院派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文森特·里奇（Vincent Leitch）的专著《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王顺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中译本撰写的“序”中也提到，该书在中国的出版将对我们正确全面地评价美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可供我们在评价中国当代一些游离于学院派批评之外的批评家的成就时提供参考借鉴。
　　既然我们在评价美国的文学批评时不应忽视上述批评流派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美国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有着两条平行的发展线索：其一是出自本土的文学创作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且带有鲜明的人文关怀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这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芝加哥学派、纽约知识分子等学派中可以发现。沿着这一条发展路径，我们不难见到这样一批蜚声文坛的大批评家的名字：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898—1989）、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欧文·豪(Irving Howe, 1920—1993)、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 1915—1998)、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已不大为当今的学院派批评家所提及，但在广大读者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里奇也许是美国学者中少数对这些批评家给予特殊关注者之一，他充分地认识到了他们的批评价值，并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另一条则是与欧陆的各种文学以外的理论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学院派理论批评，如现象学、存在主义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结构主义与叙事学、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即使这些批评理论大多源于欧洲大陆，但在美国的语境下，它们都发生了变异，并且各自显示出其独特的风格，甚至为这些批评理论的进一步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我们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同时关注和研究这两类批评家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借鉴产生于美国本土的批评家的成就来创造性地打造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学派，并使之具有国际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目的，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并鼓励朱红梅博士以桑塔格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
　　确实，桑塔格是一位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批评流派的重要批评家，而且，与一般的学院派批评家不同的是，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因此，红梅将这样一位创作和著述生涯极其复杂的人物定位在“唯美与道德之间”无疑是比较准确的。正如她在全面评述了桑塔格的批评生涯和特色后总结的，“桑塔格是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批评家和小说家，并未加入任何理论阵营或文学流派。她在四十年间的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过程中对艺术复杂性的体察、她本人在批评视角和创作理念上的流变，使得任何以单一的理论对她的作品进行的阐释都难免牵强。”这也许正是桑塔格这位特立独行的批评大家的不同凡响之处。虽然美国的学院派批评对她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由一位中国学者以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无疑是从另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角度对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学术肯定。我想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学术价值。
　　正如书中所介绍的，桑塔格虽不是出生在中国，但是她母亲在中国时就怀上了她，这就命定了她与中国文学和理论批评界的不解之缘。她在成名后数次访问中国，并以其创作和批评著述对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上，对桑塔格的全面考察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于她这样一个拒绝被贴上任何标签的作家，回归她的作品本身看她的思想变迁，怀着好奇和敬意来阅读她的文本，尽量客观公正地审视她传达的信息，以求尽可能贴近她的本真样貌。桑塔格有着多重身份，她身兼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社会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等数职，并且在几乎每一个她涉足的领域内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和较大的影响。即使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她在文学艺术的王国里也涉猎极广：文艺批评、文化阐释、美学思想、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法西斯主义、摄影、绘画、舞蹈、电影、音乐、戏剧、癌症、艾滋病等诸多领域都有她留下的足迹。此外，她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中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些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从她对先锋实验的迷恋认为她是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而她自己则更加认同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因此对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的全面研究难免挂一漏万。显然，红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便着重研究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桑塔格的批评理论，因为在她看来，桑塔格关注的核心主要是文学，“无论是文艺批评，还是社会议题，即使在谈论摄影、疾病等非文学现象时，她也是大量援引世界文学中的事件予以佐证。”此外，作为一位女性学者来讨论同样是一位女性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作者始终从学术的角度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桑塔格在美国文学及批评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在作者看来，“桑塔格不屑谈论理论化的女性批评，不承认女性写作必须有女性特征，她更多的是从现实角度谈论女性如何摆脱社会性别角色和解放自己。她深知社会对男女两性采取双重标准，从而导致了女性有着双重命运：作为人的命运和作为女人的命运。”但是桑塔格作为一个女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她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干系的。因此，桑塔格不属于那些仅仅玩弄理论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而是一位有着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女性知识分子。可以说，作者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们将在书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具有多重身份和人格特征的女性思想家和批评家的身影。
　　当然，用任何简单的标签将这位复杂的思想家归类都难免有所偏颇。因此作者最终决定将桑塔格锁定在“唯美和道德之间”，即作为一位艺术家，她有着现代主义的唯美主义审美理想，追求感性，同时作为有着强烈的伦理道德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又不无正义感，敢于对一切社会不公正现象提出自己的尖锐批评。这后一点也是人们很难将她归为“后现代主义者”之列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桑塔格对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艺批评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伴随着商业大潮和物欲横流，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逐渐淡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桑塔格的著述中得到某种启示和激励。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如果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国内的桑塔格研究有所推进，作者也就应该感到告慰了。是为序。
　　后记

　　2016年，我受学校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访学一年。西雅图是一座依湖傍海的美丽城市，我住在华大南边的Montlake社区，步行半小时可达校园。通往学校的蓊郁幽径路过Union Lake，湖边有所华大附属医院the Fred Hutchinson Center，以癌症诊疗技术著称于世。这所医院临湖而建，近可观湖边停泊的白色游艇，远可眺壮丽的雷尼尔雪山，是治疗和疗养胜地。
　　也正是在这里，七十一岁的苏珊·桑塔格度过了最后的治疗期，丧失了存活的希望。
　　2004年，桑塔格的白血病已恶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唯一的希望就是骨髓移植。对于她这样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移植的成功率微乎其微。从44岁起开始与癌症抗争的桑塔格，一如既往地想尽办法求生，坚决要求做此尝试。于是她的女友、著名摄影师莱布尼兹用私人专机把她运到西雅图，在此医院进行骨髓移植。然而奇迹并未降临，经过痛苦的治疗，移植失败，桑塔格被运回纽约，不久病逝。
　　每当我路过这所医院，我总会想到绝望的桑塔格曾躺在这里的病床上，无心观赏山水，全身插满管子，忍受病痛折磨，一心盼望着从最先进的科技中寻找生机。她的儿子戴维·里夫在回忆录《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里，带着悲痛和思索，记录了桑塔格与死神的最后较量。绝症病人所出现的“拒绝—愤怒—衡量—抑郁—接受”这五部曲，在桑塔格这里完全失效；宗教和哲学的那些安慰死亡的理念在她那里丝毫不起作用，她绝不认命地接受自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她要活着，不惜一切代价地活着。里夫写道：
　　“西雅图的一些医生惊讶地发现，我的母亲拒绝任何慰藉，无论是精神安慰，还是亲情抚慰。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母亲在所有关键问题上从未妥协过，因此她必定到死都不会接受自己会死这个事实。她最终的死亡是安详之死的反面，真正了解她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无神论者桑塔格深知人死后万事皆空，她至死不愿回归虚无。然而，她又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嘱咐儿子不要将她火化，她不愿化为灰烬。于是，戴维·里夫将母亲的遗体葬在巴黎现代主义文豪们的栖身之所，以慰亡魂。如今，桑塔格去世已近十三年，她在巴黎的墓地也必芳草萋萋。她的文字依然流传，她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依然在研究者笔下被反复揣摩、剖析，可这并不能消解她对死亡的拒斥。声名远播，文字长存，又如何？人已不在人世间，意味着作为主体的自我完全消亡，没有了主体意识的桑塔格，就不是酷爱自由、变化多端的桑塔格了。作家的个人魅力和文字魅力并不总成正比，但桑塔格的鲜明个性不仅映照在她的文字间，更体现在她一生的个人奋斗之中。
　　留美一年期间，我曾去过她生活过的若干地方：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文化大都会纽约，她在这里出生、谋生、去世；炎热的沙漠戈壁之州亚利桑那，她在这里度过寂寞的童年；娱乐之都洛杉矶，她少年时在这里上学，初寻文学梦想；风景如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她上的第一所大学；波士顿郊外、哈佛大学，是她生子、读研的学巢。还有更多留下她足迹的地方未曾到访：她受益最多的芝加哥大学、她的第二故乡巴黎以及亚非拉美诸多她曾访问过、写到过的国家和地区。如果绘一张桑塔格的行踪地图，可以看出她的踪迹所至的现实世界，与她的文笔所触及的文艺世界一样广阔无垠。
　　我从2008年开始阅读桑塔格，到2012年完成以她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再到如今完成专著，已近10年。围绕她写论文、做项目，时日也不短，专著却迟迟未能修订。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的两三年里，我发现很难让自己重读桑塔格的著作和关于她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审美疲劳、久而生厌，也许她所热爱的欧洲现代主义文艺始终不是我所喜爱的文学。我的闲读还沉浸在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经典中，她仰慕的托马斯·曼、罗兰·巴特，与我反复阅读的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在意境和情怀上都相去甚远。我不认为她早期的两部虚无主义小说《恩主》和《死亡匣子》算是引人入胜的叙事文学，对她后期改弦易辙的新历史小说《火山恋人》和《在美国》也并不是特别喜爱。在我看来，桑塔格算不上善于讲故事的文学天才；反而是她的那些读书笔记般的随笔、言辞锋锐的演讲词，更让人印象深刻。
　　桑塔格接受采访时曾说，她最喜爱的作家是莎士比亚；然而她却没有写过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毕竟，文学是感性的，而批评是理性的；文论与文学是矛盾的统一，彼此证实又彼此证伪。剖析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不亚于把自己心爱的花木制成标本，条分缕析地进行生物分析。悠闲地阅读文学使人心旷神怡，严肃地评论文学却不那么轻松。桑塔格40年间以“严肃性”来对待文艺批评，成就了她文艺批评家的国际地位，也阻碍了她想做文学家的远大抱负——理性地讨论“感性”，往往与文学的感性价值背道而驰，而文学之所以能动人心魄，多半是因为其触动人心的感性魅力。研究了一辈子感性与美的桑塔格，没有创造感性美的天赋。无怪乎她从不写诗，也没能写出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但是作为文艺批评家，她已比她的诸多同行要感性得多。
　　这部专著是献给我的父亲的。2017年6月初，父亲突发脑溢血，遽然去世，享年80岁。我很后悔没能在父亲在世的时候让这本书正式出版，不过这也不是很大的损失。父亲曾翻阅过我的博士论文，坦言看不懂。父亲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热爱读书，读的是四书五经、四大名著，所以，我的博士论文里提到的那些国外作家、文艺理论，对他来说殊不可解。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思想上，他和桑塔格都处在地球的两侧，属于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桑塔格写她那些现代小说、高级文论，世界闻名；父亲写他平易如白话的诗词和对联，只与亲友分享；桑塔格拒斥死亡；父亲视死如归。父亲70多岁时曾写对联如下：
　　生有何喜，死有何悲，有生年月，当鞠躬尽瘁；
　　富切勿骄，贫切勿怨，为富时光，应行善积德。
　　对于生死荣辱的态度，有个体差异，也有文化因素。在我们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熏陶下，看淡生死、宠辱不惊是普遍接受的哲理，而西方现代主义者桑塔格是不能接受的。然而，父亲和桑塔格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做一个讲真话的正义的人；认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作品里，坚持真理，不忘“文字的良心”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应秉持的原则。
　　万物皆有生有死，唯有时间与自然能够绵亘万年。就像西雅图那条通往华盛顿大学的幽径，如今想来，应如那年夏天我曾漫游时的一样，郁郁葱葱地延展在碧海蓝天间。路边那些藤蔓上的点点小花、串串果实，发于春，茂于夏，盛于秋，经冬不凋……
　　这本专著也只是万物中的一点微尘。我曾在博士论文的后记里致谢过的师长亲友，在此不再赘述。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宁教授，为拙作早早写下了恳切、明晰的序言；另要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的陈晶晶女士，她以耐心细致、认真负责的职业出版人态度，促使这本书得以问世。
　　朱红梅
　　2018年4月于北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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