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检验与实践_张鸣鸣著_9787509772652

　　新世纪以来虽然在一系列重大支农惠农举措的推动下，但中国农村持续数年的“三农”困境依然难破。全面持续推进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加大农村公共投入，更需要通过完善制度以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坚守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立场，由政府、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显得尤为重要。《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检验与实践》从理论思考和实践观察两个视角，描述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分析影响因素，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展示了多方主动参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升的突出贡献。

　　序一　用中国实践检验效率
　　2009年12月，作为答辩委员的我参加了张鸣鸣的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和路径选择”。时隔5年，在这本专著里又看到了博士论文的章节，不同的是，本书除了参考答辩委员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外，还增加了以成都市为例的实践检验一章。这是张鸣鸣学术生涯的第一本专著，她十分郑重地请我写序，于公于私，我都应该认真地思考她所研究的课题。
　　近年，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56957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达到8857.9元和6625.5元，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7.7%，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2年粮食人均占有量和劳均粮食产量分别达到436.50公斤和2167.99公斤，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达到2.34亩，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7.1平方米，农村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数量为4.05辆。尽管从横向比较，这些数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城市居民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在短短几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属不易，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数字的背后，固然有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但更多的要归功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的绝对扩大。2013年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达到13227.91亿元，是2007年的3.9倍。医疗卫生支出达到2588.12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央财政补助标准从2003年的人均10元提高到人均280元。2009年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中央财政人均补助55元，2014年新农保与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在教育方面，2013年开始实施全国1.2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免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以及中西部地区126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享受生活费补助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3200万名贫困地区学生。在城市，培训农民工938.4万人次，支持1394万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3740万人……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扩大和投入增加，既源于直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减少灾害损失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农田水利建设，也源于改善农村环境的道路、房屋等建设，同时还有大量以提高农民生存发展能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事业建设，农民所能享受的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可以说，农村公共产品的增量供给是我国破解“三农”问题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原因，也为城乡关系持续改善、要素交流日益频繁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是需要正视的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城乡关系出现历史性结构变化的今天，城乡关系、农村内部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现代农业道路是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新一轮城镇化的重心在于推进城市和农村协同发展以及提升新市民的能力，依靠扩大公共投入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难度有所加大。之前10余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补偿性和发展性投入相叠加，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正如本书所提出的，无论是从直观感受来看还是根据理性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流失，张鸣鸣博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公共产品的强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在供给方式上更强调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传统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建立在社会总体发育水平偏低的基础上，虽然在一些领域效率偏低，但总体上还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伴随着社会整体的成熟，特别是生产力及农民对生产力认知水平的大幅提升，这种在原有利益关系下发挥重大作用的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可以衡量价值（或成本）的“产品”，即便是公共的，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同样有着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本书认为应当从调整、优化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入，构建一种代表不同集体利益的主体理性协作的公共产品供给格局，政府不再承担“无限责任”，农民也不再“等、靠、要”，这是一种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上的、有着现代治理体系架构的、以提升供给效率为目标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主动参与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张鸣鸣博士的这本专著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明线，即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估，在经典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谨慎地选择部分领域，采取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提出修正假设，然后通过实验和观察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实践来验证，脉络清晰，逻辑严谨。与此同时，对中国农村和城乡关系的整体发展走向的分析和判断构成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无论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假设及验证，“中国”概念贯穿始终，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理论，也有经济学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估计，甚至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放在整个中国的宏观环境中考虑，对土地、劳动力、治理结构、农村社会关系等相关制度和非制度做了较为充分的独立思考。
　　13年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涩女生站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面试的考场上，对中国农村一无所知却无所畏惧地侃侃而谈，那是我和张鸣鸣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有些惊讶她准备得并不充分，但同时也赞赏她的自信和勇气。后来，她成了我的学生，再后来，她因为学习优秀和在研究方面表现出来的出众潜质而留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接下来攻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后来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我国泰斗级农业经济专家张晓山教授。一路走来，一路艰辛，无数欣喜，张鸣鸣走得踏实，走得精彩，仅仅数年，她已脱颖而出，成长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能够独当一面的学术骨干，成为公认的佼佼者。这固然有她天资聪慧的缘由，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她的勤奋和坚持，她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张鸣鸣来说，学术之路还很长，还需要有更大的付出，但我深信，只要对学术研究始终抱有虔诚的爱，坚守而不放弃，她就一定会有精彩纷呈的未来，从这本书开始，我们将见证一个青年学者走向未来的学术足迹。
　　在今天的中国，“三农”依旧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张鸣鸣从其中的一个点切入，提出的假设和论证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书中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比如对中国农村发展改革相关制度框架的分析有待深化，特别是治理结构和乡村格局的变化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可做进一步研究。再比如可以探讨如何在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时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继承好的传统制度，使其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宝贵遗产。期待张鸣鸣查漏补缺，取得更令人欣喜的成果。
　　郭晓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14年11月5日
　　序二　改善供给方式：参与和选择
　　在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公共产品并不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领域，但是因其在现代社会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或缺性，这个话题又从来都不曾被忽略。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快速提升，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公共选择（社会选择）、政府职能、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等问题为公众聚焦。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叠加推进，公共产品的内涵及外延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经济治理、福利经济、机制设计等相关理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日益从学术走向实践，对经济社会进步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农村，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制度架构和经济社会基础，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及效果显得更为特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农村运转靠的是“公私合一”和“社会结构固化”，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公共地”属于固定群体。因此，虽然这个时期物资十分匮乏，但有赖于强大的组织机制，通过农民的自我供给，我国农村的各项公共产品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仍然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经济进入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竞争加上不完善的制度设计，农业精英劳动力、资金、优质土地等生产要素迅速向比较收益较高的部门流动。从粮食产量的数据来看，农业似乎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水平节节攀升，农民增收更多地依赖非农部门。就农村发展而言，通过调整财政资金增量部分的投入方向等一系列措施，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正在被打破，农村持续繁荣。
　　那么，还有什么是缺乏的呢？在经济学中，因为对资源稀缺性的普遍共识，“效率”是最被关注的。在投入和技术给定的条件下，有效使用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至少包含两层关系：一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对整体而言有效率是否对局部也同样有效率？二是现期与长远的关系，当前有效率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否具有长远效益？私人产品具有显著的个体目标性，特别是在工业化社会，产品设计、生产、推广、使用、受益、评价等环节的主体明确，能够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价值判断并随之做出应对性调整，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而言，公共产品则复杂得多。在中国农村，既有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益为目标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类的公共产品，也有以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类公共产品，还有以完善农村功能为目标的道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既有着重于全局发展的公共产品，也有使部分人受益、满足局部公共需求的产品；既有传统概念上的公共产品，也有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而出现的诸如社会养老、文化建设等新的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本身是个相对单纯的课题，但是一旦与中国农村的复杂情况以及中国转型期所发生的无穷变化相结合，就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张鸣鸣博士的这本专著从问题出发，以“效率”为核心，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理论及前期研究成果，着重于回答变化中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否有效率”、“能否有效率”以及“如何有效率”。在整个问题的讨论中，张鸣鸣博士并未局限于经典经济学理论，而是对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和应用，其论据基于大量中外文献以及从各种实地调研中获取的信息。这本专著来源于张鸣鸣博士于2009年12月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评审过程中，5位评审专家从学术角度给予了这篇论文较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修改建议，张鸣鸣博士在此基础上对论文做了修改，但仍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其一，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进行评估时，未能全面覆盖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类型，产生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其二，对本书的结论——主动参与模式是增进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路径选择——的实验检验存在困难，主动参与模式在现实中是否仍然存在制度设计缺陷，以及采取何种措施能够提高主动参与模式的运用效率还有不确定性。应该说，张鸣鸣博士是幸运的。2007年成都市获批全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在农村改革诸多领域先行先试，其中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正是基于构建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这与张鸣鸣博士提出的主动参与模式不谋而合。2010年张鸣鸣博士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政策研究”，使她有了更加系统地观察、审视成都改革试验的平台。通过两余年从不同视角和空间进行的反复观察和讨论，张鸣鸣博士对她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动参与模式”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使博士论文的第二个不足部分地得到弥补。
　　作为张鸣鸣的博士生导师，我认识她十年有余。张鸣鸣性格鲜明，开朗活泼，在朋友中很受欢迎。这种外向型性格使她的思维方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可以用“发散”来形容。让我欣喜的是，现在张鸣鸣正在成长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学者，这本《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检验与实践》从立题到完稿，历时7年、两个阶段，在她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著作的主体部分成文较早，而且最近几年中国农村改革不断扩展和深化，但我相信张鸣鸣博士对于具有中国农村特点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做到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她为读者展示的巨变中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评估方式、路径选择以及成都试验区的经验，尽管是一己之见，但在我国城乡关系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今天，确实具有普遍适用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学术同人指导批评，同时请张鸣鸣以此为起点，不断深化研究，得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蒋永穆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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