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寺_顾春敏，姬脉利，张蕴芬，宣立品，王松著_9787509797082

西山大觉寺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禅宗寺院。该寺院创建至今，已逾千载，历辽、金、元、明、清五代的世事沧桑与荣枯兴衰，虽然琳宫梵宇时增时损，山门浮屠时圯时复，但钟磬声声不绝，香火袅袅如缕，法脉相连，千年未断，可谓一直独颖丛林，享誉京师。本书全面展示了千年古刹大觉寺的历史风貌，突出了其古建筑特色和碑刻、契约文书等遗留文物的独特价值。

引　　言
坐落在北京西郊旸台山东麓的大觉寺，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禅宗寺院。该寺创建至今，已逾千载，历辽、金、元、明、清五代的世事沧桑与荣枯兴衰，虽然琳宫梵宇时增时损，山门浮屠时圯时复，但钟磬声声不绝，香火袅袅如缕，法脉相连，千年未断，可谓一直独颖丛林、享誉京师。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因为文献无征，其具体的创立时间，目前尚难确定，今天我们仅能根据原立于门头沟区斋堂川村双林寺的统和十年（992年）石经幢题记及现存于大觉寺内的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的记文，推知早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该寺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在属地辽玉河县内诸寺中，居“领衔”地位；而到了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四年（1068），该寺院已有“幽都胜概”之誉，并能募得信士捐资计八十万（缗），用来修葺僧舍和印刷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帙（计5790卷）龛藏于寺内，可知当时清水院的规模之大、香火之旺，在辽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众多佛寺中，居于前列。
大觉寺在金代的情况，不见载籍，至今也未发现相关的金石文献。但据明末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述该寺即“金章宗西山八院，寺其清水院也。”可知有金一代，不仅仍沿袭了清水院之名，法脉相续，而且被金朝的第六代皇帝完颜璟辟为离宫别苑，列为西山名胜“八大水院”之一，因此使这座帝都远郊的佛教寺院与皇家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可以想见：最迟在章宗明昌年间，由于帝王和后妃们的游幸、驻跸，清水院的殿阁及园林建设，定然极一时之盛，呈现了其发展历史中的第一个繁盛阶段。
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仍，蒙元大军数围金中都，畿辅糜乱。当此时，西山八大水院多成劫灰瓦砾，清水院恐亦不能幸免。推测元代初期，清水院作为前朝旧寺兼离宫，因破坏甚巨而一度荒圮凋敝，直到元代中期方渐次修复，然而虽钟磬声声，当亦非复旧观。关于元代大觉寺的情况，至今未见同时代任何文献记载，仅从明宣德三年（1428）《御制大觉寺碑记》中“北京旸台山故有灵泉佛寺”的记述推知，元代和明初的百余年间，该寺曾名灵泉佛寺。
明代宣德三年，宣宗朱瞻基奉其母孝昭太后之命，出内帑翻修了凋敝已久的灵泉佛寺，并更其名为大觉寺。除这次大规模的翻修外，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明朝皇室对于大觉寺又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葺，而后一次修建，乃由宪宗生母周太后出资，竣工后，则派周太后从弟周吉祥主持寺务。至此，大觉寺这座敕建禅院，也就兼有了太后家庙的地位了。明代的中早期，是大觉寺历史上第二个兴盛阶段，由皇家内廷出资修建的寺院建筑，基本保留至今，也奠定了今天大觉寺殿堂门庑的格局和规模。
明代末年，世乱年荒，义军蜂起，经济衰败，佛事不兴，大觉寺年久失修，廊宇多圮。这种局面持续了许多年，直至清代康熙四十五年以前，尚未有较大的改观。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清中期，为大觉寺历史上的第三个兴旺时期。是年，时在藩邸的皇四子胤禛，不仅出资修缮大觉寺，还力荐临济正宗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性音）禅师主大觉寺方丈。迦陵与胤禛交往甚密，他任大觉寺住持后，开堂演法，辑纂、刊印佛教典籍，一时丛林大振，遐迩闻名。可能因为有雍亲王这个背景，康熙末年，迦陵和尚一度拟将旸台山一带开创成弘扬佛教教义的一座大道场，而把大觉寺改称“佛泉寺”，进而使其成为临济宗的祖庭。不过，在胤禛成为皇帝后，鉴于某种政治上的微妙原因，迦陵卸寺务离京南行，既而猝死江西，旸台山和大觉寺更名一事，自然作罢。自康熙五十九年至清末近二百年中，除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及道、咸年间，大觉寺或因某种政治压力，或因国家内忧外患影响，有过几次低谷时期外，终清一代，大觉寺作为京郊的一座敕建禅寺和雍、乾两代皇帝的行宫，不仅得到皇家的格外重视和多次修缮，建筑面积与日俱增，而且以其园林的秀丽、环境的幽雅，及当家僧侣法理修养的精湛，一直都是远近缁素求法拜佛、修心明性的一处伽蓝圣地。
民国和抗战时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衰敝。大觉寺虽然香火冷落，但它作为京西名刹，不仅年年游人不断，而且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还吸引了达官贵人、民族志士等各种层面的人物及文人学者游览或栖止。民国十八年（1929），开封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改庵，出资修补寺内所藏《宗鉴法林》一书书板并刊印流传，这是民国期间大觉寺两次较大的修缮和弘法活动。1937年，北平沦陷，西山一带寺庙均落入敌手，大觉寺则一度被日伪军强占为军事据点。在此期间，千年古刹，遭到了严重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积极保护的基础上，对破旧的建筑进行了多次维修，并进行了有力的保护，今天已基本恢复了明、清两代寺院建筑的面貌。该寺坐西朝东，依山就势，步步递高。全寺有殿堂九处，建筑布局大体上分为中路、北路和南路。院内中轴线长约四百米。山门内有一长方形水池，名功德池；过池有钟、鼓二楼南北对峙；再往后，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大悲坛、龙王堂等殿阁依次坐落。其中，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是明代的遗存。龙王堂是全寺最后，也是最高的一座建筑，楼前有高15米的覆钵式白塔一座。寺的北路为旧时僧舍，南路亦称行宫，是由四宜堂院、憩云轩、领要亭及山石、泉瀑组成的园林式建筑，均系清代雍、乾年间所建。大觉寺南约一公里的山坳间，有塔院一处，曾建有该寺明、清两代僧人灵塔百余座。塔院清代光绪五年（1879）曾奉敕重建，四围有院墙、门楣，并设置人员看护，可惜在20世纪七十年代被毁，现仅余一片老松古柏，森森而立。
大觉寺是一座高僧辈出的古刹。见于载籍的，如辽道宗时期的觉苑，赐号总秘大师，位至公卿，有名冠京师之誉。再如明宣德年间曾主大觉寺的智光和尚，更是明初的著名高僧，他一生政教成就卓著，生前被封为大国师，圆寂后朝廷赐授 “大通法王”封号。明成化十四年（1478）开始兼大觉寺主持的周吉祥，是明朝僧录司的最高官员 —— 左善世钦命掌印，他在大觉寺主寺务达十五年之久，死后建灵塔两处分葬。清代迦陵（性音）禅师，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代嗣法传人，他深通佛学，独悟禅机，示寂后敕封“国师”之号，平生著述甚丰，有多种佛学著作传世。乾隆九年（1744）圆寂的佛泉（实安）禅师，也是一位精通佛理的高僧，他是迦陵的大弟子，临济正宗第三十五代传人，曾继其师主大觉寺方丈，著有《语录》数卷传世。
历经一千多个寒暑交替和五个封建王朝的政权更迭，大觉寺在多变的沧桑世事中虽几衰几兴，却衣钵相传，既完整地保存了一处古代建筑群落，也保留了造像、碑刻、经板等许多珍贵的佛教文化遗存。大觉寺是一处典型的汉传佛教寺院，她的建筑设计、殿堂配置和园林布局，是中华民族光辉文化的凝结，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与美学价值。除了这些古代建筑外，大觉寺还藏有各类文物千余件，这里，应该重点提到的是经板和契约文书两种。
大觉寺所藏经板计519块，均雕镌于清代前期，最早的雕于康熙末年，最晚的刊于乾隆初期。书板的内容为佛教著作，共九种，多为迦陵禅师编撰，有《宗鉴法林》等内典，也有《杂毒海》等外集。其中少部分收入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编印的《龙藏》，多数因微妙的政治影响，如《宗鉴语要》、《宗鉴指要》和《集云百问》等，被雍正帝敕令撤出。而幸存至今的这些未正式印刷行世的著作，对于研究清代佛教史和清初宫廷史，都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另有寺藏契约文书百余件，其时间上迄清代康熙初年，下至民国十三年。这些契约文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土地制度、宗法制度、赋役制度、风俗人情等多方面，不仅直接反映了大觉寺二百多年来寺院经济的各个方面，也间接反映了北京地区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研究寺院经济、社会风俗、土地制度等多方面的价值。
为了更好地传承大觉寺这座千年古刹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曾经两次出版以大觉寺为主题的专著。相关专著出版后，蒙广大读者垂爱，认真阅读者有之，反复推敲者有之，前来问询者有之，给出通篇校对意见者有之。彼时，因研究水平有限，出版时间亦仓促，校对不够充分，故该书存在着很多瑕疵。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研究的推进，有些学术问题也有了新的诠释。所以我们决定静下心来，将存在的问题一一拣选，认真校正，删改增添，出版《大觉寺》一书，以飨读者，不负大家一直以来的广泛关注和深切厚爱。
《大觉寺》作为研究与记载北京地区佛教寺院的专著，在广泛搜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基本遵循了“事以类聚、依时叙事”的史家编纂法则，将本书内容分为若干主题，对大觉寺的建筑布局、馆藏文物、历史脉络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研究及阐述。在文字叙述之外，本书附加了相当数量的图片，以期对大觉寺古建佛像、馆藏文物等进行更加形象的说明和记录。书中十地菩萨造像和三大菩萨图片为祁庆国先生拍摄，二十诸天造像图片和大觉寺夜景图片为于志忱先生拍摄，部分风光文物图片为陆岗先生拍摄，封面背景国画为郭乾峰先生所绘，在此对这些同志的无私奉献与辛勤付出表示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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