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_李在全著_9787520123501

本书稿研究的“司法官”，主要包括审判官（当时一般称推事）和检察官两类司法人员（因研究关联，也会部分涉及司法行政人员、法政毕业人员等）。时间上限为1906年，因为中国现代新式司法机构和司法官群体始于该年；下限截止到1928年，因为该年民国北京政府终结。需说明的是，在此期间中国存在多个政权，如南京临时政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等，这些政权的司法官个体与群体，在此暂不论及。简言之，本书稿以掌控中央政权的清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的司法官个体与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此来探讨现代中国法治的艰难历程，呈现法制移植在现代中国展开的复杂状态。围绕这一主题，书稿从现代司法官产生的“旧”路径与“新”通道，清末制度变革与司法官群体组合构成，辛亥鼎革后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法律界的交游网络与内外生态，法治环境与个体选择等方面展开论述。

序　　言

法治，中国现代史上的高频词之一。何为法治？虽然各人理解有别，但对多数现代中国人而言，大体意指一种正义的法律精神，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一种民主的治理模式，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一种规则化、制度化的治国方略，为现代中国所必需。经由“法治”，国家将步入正轨，民权得以确立，民生得以幸福，民族得以复兴。缘此，法治一词，在现代中国也颇具神圣色彩。然而，一些具有批判洞识的法学家在当时即告诫世人：“法治这东西是八面玲珑的。它可以和君主同居，也可和民主结合，还可同独裁握手。”这提醒我们，在探讨现代中国法治问题之时，应该尽量淡化附丽于法治语词上的神圣色彩，而考察其历史本相。
综观那些大致已经走上法治之路国家的历史经验，法律程序（制度因素）与法律职业（人员因素）的结合，乃关键所在。本书无意全面探究如此宏大问题，审之慎之，只考察现代中国的法律职业者，换言之，从人员的角度观察现代中国的法治问题。法律职业者，很难精确定义，但基本指的是受过法律专业教育与训练，具有较为娴熟的法律职业技能，并且具有相应法律伦理之人员。
作为一种职业而言，法律职业在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在古代中国，既存在刑官这样的职业官员，也有讼师这样的职业角色，还有从事律学、刑名之学的研究者，他们都从事与律法事务相关的职业活动。在传统社会中，刑官或律学家多半是国家行政官僚的一部分，亦属于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知识精英。显而易见，传统中国的法律职业者，与源于西方传统、如今演化成具有现代世界意义的法律职业者不甚相同。有法律史学家从诉讼形态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可以说与欧洲形成两极相对的反差；在古代中国，法律仅作为来自国家权力的成文法而出现，主要是刑法和有关官僚机构管理的规则，因此，“像在欧洲所能见到的，与国家权力在不同程度上相分离而具有独立地位的法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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