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_靳乐山，胡振通著_9787514180183

　　《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研究基于对牧户面对面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见附录），我们在内蒙古牧区抽取了498个牧户进行了入户访谈，在甘肃天祝县抽取了109个牧户进行了入户访谈。同时，我们还访问了调研地区各级草原管理部门，包括省（自治区）的草原监督管理局、市县（旗）的草原监理部门，以及村（嘎查）领导干部。研究初步成果于2015年12月3日召开的草原生态补偿研讨会上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监督管理局等机构的专家和领导进行了汇报交流，听取了专家和领导意见。
　　草原生态补偿涉及草原经营管理的多个方面。《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重点从以下方面研究草原生态补偿：（1）中国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效果评估；（2）草畜平衡奖励中减畜和补偿的不对等关系；（3）禁牧补助标准的差别化；（4）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5）牧区适度规模经营；（6）牧区畜牧业经营的代际传递意愿。牧区适度规模经营之所以与草原生态补偿相关，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小牧户是过牧超载的主体，牧区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解决减畜与补偿不对等的问题。畜牧业经营的代际传递意愿研究，又与牧区适度规模经营密切相关。

　　中国陆地面积的40%，即约60亿亩，是草原。就面积而言，草原是中国的第一大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受农畜产品绝对短缺时期优先发展生产的影响，国家和牧民强调草原的生产功能，忽视草原的生态功能，由此造成草原长期超载过牧和人畜草关系持续失衡，导致中国草原90%以上面积出现不同程度退化。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有条件更好地处理草原生态、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的关系。2011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7号）确立了中国牧区发展中“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牧区发展要树立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
　　在“生态优先”的牧区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从2011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2011年起连续5年，中央财政将每年安排资金136亿元（后增加到150亿元以上），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上述8个省区草原占中国草原面积80010以上。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是中国草原生态补偿的主要政策／项目，也是继森林生态补偿之后中国启动的第二个基于主导生态要素的生态补偿政策。相比较于森林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等领域，草原生态补偿对于政策制定者、实施者、研究者以及对于政策对象牧民，都是新的尝试，国际上也不像森林和流域生态补偿那样有众多实践案例和经验。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能否达到生态保护目标，对牧民生计影响如何，政策设计是否存在问题，牧民对政策是否满意，政策有没有改进空间，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作为生态补偿研究者十分关注的。
　　国家第一轮草原生态补偿政策2012年落地实施后不久，我们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不同规模牧户的影响研究”（13BJY031），并于2013年得到批准，使我们能够在内蒙古广大牧区开展草原生态补偿研究。同时，我们也得到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TA-8180PRC：甘肃省生态补偿法规和政策框架研究”（2013-2014）的资助，在甘肃省牧区天祝县（青藏高原牧区）进行草原生态补偿的研究。本书的研究成果是在以上两个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
　　我们的研究基于对牧户面对面的访谈和问卷调查（见附录），我们在内蒙古牧区抽取了498个牧户进行了入户访谈，在甘肃天祝县抽取了109个牧户进行了入户访谈。同时，我们还访问了调研地区各级草原管理部门，包括省（自治区）的草原监督管理局、市县（旗）的草原监理部门，以及村（嘎查）领导干部。研究初步成果于2015年12月3日召开的草原生态补偿研讨会上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监督管理局等机构的专家和领导进行了汇报交流，听取了专家和领导意见。
　　草原生态补偿涉及草原经营管理的多个方面。本书重点从以下方面研究草原生态补偿：（1）中国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效果评估；（2）草畜平衡奖励中减畜和补偿的不对等关系；（3）禁牧补助标准的差别化；（4）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5）牧区适度规模经营；（6）牧区畜牧业经营的代际传递意愿。牧区适度规模经营之所以与草原生态补偿相关，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小牧户是过牧超载的主体，牧区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解决减畜与补偿不对等的问题。畜牧业经营的代际传递意愿研究，又与牧区适度规模经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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