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_李扬著_9787509791011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由于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减速压力，宏观政策需要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积极财政政策需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的平衡。本书是我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出版项目，作者都是活跃在国内经济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序言由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亲自执笔。其余各篇，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金融改革应牢牢把握服务　实体经济的基本方向
李　扬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十三五”规划对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总要求。这一表述既指明了“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的目标，又清晰地揭示了推动这一改革的方法论。
过去我们讨论金融改革，通常遵循的是金融部门自身的发展逻辑，讨论的思路基本上沿着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工具、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国际协调这一线索展开。这样的逻辑顺序固然照顾到金融部门自身的结构，但是，由于缺乏实体经济发展的参照，一不小心，便有可能落入“自娱自乐”的陷阱之中。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金融改革将摒弃“就金融论金融”的思路，密切结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展开。因此，我们首先要概括地分析“十三五”时期国内外实体经济的发展态势，旨在深刻揭示并理解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改革的需求，然后，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可能，探讨“十三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问题。
一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4月发表的全球经济增长展望《下降的需求，走低的预期》中明确指出，经济下行是全球现象。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进程中，一些重要变量的异变，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其中之一，就是主要国家的央行纷纷实行负利率。金融是实体经济的一个镜像。央行不得不实行负利率，折射出的是实体经济领域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冷酷事实。此外，各国宏观经济运行非同步致使政策倾向南辕北辙，各国宏观经济均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两难境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治理真空等，都是导致经济复苏停滞不前的因素。
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也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通道。中国经济的减速，固然受到全球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影响，更主要地则归因于那些曾经使中国创造奇迹的因素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如市场化、人口红利、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均在逐渐弱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这种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发展阶段推移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仅仅看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据此得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结论，那肯定是片面的。我们认为，看待中国经济必须有全面眼光，GDP单位能耗在下降，节能减排指标全面完成，劳动生产率在改善，消费占比在上升，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等，这些都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想做而未做到的。换言之，如果我们克服片面性，从一个多维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些与经济增速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正在发生可喜变化。总之，只有从速度、质量、效益、环保、可持续等多角度进行全面考察，才能把握中国经济的全貌。
因此，必须正确地认识到，我们正在进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调整，其实质是在进行“创造性破坏”。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在高速增长之后经历“低迷”，有其积极意义，其历史任务就是矫正国民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痼疾。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主要就是在经济低迷阶段实现的；消灭一些旧产业和创造一些新产业，自属必然。经济调整的最主要任务，则是淘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过多的低效企业，从而让市场和资源向高效企业集中，由此实现经济的整体升级换代。从根本上说，这种“创造性破坏”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将中国经济发展推上新高度。
二
遵循“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改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环境，支持创新创业，助力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以及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构成“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改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环境，就是要加快完成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市场化改革。利率作为信用和资金的价格，为实体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标准”，这意味着，非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为总体方向，以打破分割、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为重点，以提高央行市场化调控能力为基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的作用，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如果汇率扭曲，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全球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的。因此，为了更有效率地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应属当务之急。国债收益率曲线关乎各类金融产品定价的有效性。因为，收益率曲线是固定收益市场的主要收益率，反映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在各种期限上的分布；在此之上，其他各种固定收益产品对之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风险溢价。显然，这个“价格”若不能有效形成，全社会金融产品的定价便有可能误入歧途。
支持创新发展，是“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创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存在巨大风险，因此，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金融机制，应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试错”和“选择”，应能“承担”创新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风险。就此而论，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相比金融中介（间接融资）而言，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是因为，中介（间接融资）虽长于处理标准化信息，因而在信息变动不剧烈的情况下，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效益，但是，由于间接融资很难处理不确定性、新的思想和新的经济活动，势难支持高新科技的大规模产业化，难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市场（直接融资）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允许投资者犯错误。因此，市场便于用来处理不确定性、新的思想和新的经济活动。总之，为了支持创新，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要发展创业投资市场。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将需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鉴此，筹措长期资金依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首要任务之一。长期以来，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构成中国资金动员体系的主要缺陷。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中长期贷款占比逐渐提高，潜在风险增大，地方融资平台愈演愈烈，均与这一缺陷有关。“十三五”时期，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筹集长期资金和股权资金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那些支持草根创业的市场，支持地方创业的市场），建立多样化的长期信用机构，发展更为多样化的产业投资基金，是建立此类机制的核心。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的部署：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过去金融机构改革的路子，脱不开市场化或商业化，现在看起来，这是片面的。
如今，世界所面临的很多棘手问题，大都不是纯商业性金融能应对得了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策性金融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政策性金融积极发挥作用，无论是“有毒资产”的处置，还是“问题金融机构”的重组，抑或是全社会信心的恢复，几乎都不可能。我们未来几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处置不良资产的问题，这必须依赖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来解决。不仅如此，未来我国经济恢复过程中的大量问题，诸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等，也需多种金融手段并举方能有效解决。因为，举凡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战略等的推行，都需要大量投资来启动，而支持这些投资的资金，绝不可能仅仅来自商业性金融一途。

李扬，男，汉族，1951年9月出生，安徽怀远人。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1968年11月至1970年12月，安徽淮南唐山乡插队；1970年12月至1978年2月，安徽淮南建筑安装总公司工人；1978年2月至1981年12月，安徽大学经济系学生；1981年12月至1984年12月，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委培）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至1986年10月，安徽大学经济系教师；1986年10月至198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博士研究生；1989年7月至199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91年6月至199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财贸金融室副主任（其间，1991年8月评为副研究员）；1994年3月至1995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财贸金融室主任；1995年2月至199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其间，1995年8月评为研究员）；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赴美访问学者；1999年3月至200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其间，2000年1月换届选举为党委副书记）；2003年2月至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临时党委书记（其间，2003年11月选举为党委书记）；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至201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金融研究所所长。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宏观经济、资本市场、财政理论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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