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庆林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是在总结梳理沙庆林院士的工作笔记、科研报告以及回忆文章的基础上，结合对相关人员的采访实录编写而成。书中客观详细地叙述了沙庆林院士的成长历程、援外工作经历等，并重点对沙庆林院士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力争全面、准确地展现他在公路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沙庆林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可供道路工程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阅读。
沙庆林（1930.5.7-），公路工程专家，江苏宜兴人。195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57年于莫斯科公路学院获副博士学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在亚非六国从事援外公路工程设计施工和科研。先后主持“六五”“七五”和“八五”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在重型压实标准、路面设计理论、典型结构和可靠度设计等领域有大量创新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成果应用已形成我国高等级公路修建模式。参加了2000多千米高速公路设计施工指导。1993年“高等级公路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抗滑表层成套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08年研究成功国际领先的粗集料断级配设计与检验方法及新施工工艺，为我国长寿命路面奠定技术基础。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沙庆林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
1949年秋，沙庆林同时考取了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
沙庆林到了上海，接触到了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这使他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他个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渴望倍增。
人学没有多久，10月底，沙庆林带去的御寒被褥、棉衣，就被小偷偷走了。沙庆林又急又气，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根本没有能力再去重新购买。
时值深秋，上海的夜晚，气温较低。沙庆林不愿意麻烦别的同学，无奈之下，晚上他只能蜷曲着身体躺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睡觉。偶尔会与同学两个人挤在一张90厘米宽的床上，共同盖一床棉被，暖和一宿。当时的辅导员知道这一情况后，建议沙庆林写个申请援助的报告，由他负责转交校方。一个多月后，学校帮沙庆林解决了被褥和棉衣。
此次经历使沙庆林落下了“寒腿病”，遇凉时臀部和大腿肌肉就会感到酸痛，难以入眠。参加工作后，由于白天没有什么不适，不影响做试验、下工地和看书学习，只是晚上难受，加上工作繁忙，沙庆林也没把这个病当回事，一拖再拖，一直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系统治疗，最终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随着年龄的增长，该病症状日趋加重，50岁以后，沙庆林不仅冬天怕凉，即使夏天也怕凉，三伏天下半身也得盖个薄被，一年365天，每天晚上臀部和大腿处都要放个电热蜡袋，才不至于肌肉疼痛，直至现在。
1950年6月，沙庆林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他在班级各种活动中表现比较活跃，很快就开始担任校团委的军体委员，开展学生体育锻炼，组织乒乓球、篮球、排球和足球比赛。
1950年，沙庆林的父亲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家里人怕影响沙庆林学习，没有告诉他。沙庆林放假回家，得知父亲留下遗嘱，要他放弃学业，回家务农，以改善家庭穷困的经济状况。
当时沙庆林的大哥已病故，大姐远嫁到安徽合肥，二姐嫁给了同村普通的农民，家里只剩下沙庆林一个劳动力，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沙庆林也想过退学回家，因为那样的确可以改善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但同时，沙庆林又觉得不甘心。沙庆林辗转反侧了几个夜晚。最终，那股要学习科学技术，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使他没有离开学校，他只得违背父亲的遗愿，坚持完成学业。
当时，学校医院有位医生有两个孩子，一个念高中，一个读初中，想请个家庭教师，沙庆林是校团委会委员，家境贫寒，人也老实，工作认真踏实，就聘请沙庆林去做家庭教师。为了能给一贫如洗的家庭一些帮助，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沙庆林在读书和做好团委会工作之余，每周用四个晚上。去医生家分别给读初中和高中的两个孩子辅导功课，一周8小时，收人的大部分都寄给了母亲，直到大学毕业。
在大学期间，沙庆林从不乱花一分钱，节省下来的助学金作为回乡的路费或继续补贴家用。沙庆林不但没被贫困压垮，反而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作风。而来自家庭、生活和学习的压力，也使他养成了处事不惊、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
大学的基础课结束后，开始选择专业。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有4个专业，其中最苦、最累、最没人愿意学的就是公路专业。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公路更是寥寥无几，全国只有7万千米，而且还是“晴通雨不通”的土路。沙庆林觉得，搞建设，发展经济，必须要有公路，这是国家的需要。但是，搞公路建设是相当艰苦的，很多同学都不想学，有的同学甚至觉得公路太简单，除了石子就是泥巴，没有什么好学的，全班80多个同学，大部分报了别的专业——建筑、结构、铁路。
沙庆林当时是团委委员。他感到，公路建设对于要从战争废墟中重建的新中国来讲，就像树之根基、江之源泉一样是根本之根本，同时，他也觉得，修公路还可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正是怀着这种朴素的热情，沙庆林和另外三位同学选择了公路专业，从此就与公路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选择公路专业的三位同学中，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沙庆林一个人。但沙庆林从来不曾后悔过，他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他报效国家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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