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的故事_李昕_9787010190686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李昕先生笔头很勤，平日坚持写日记，攒下了大量细节丰富的材料。他退休以后，将积累的素材连缀成文，在杂志上登载，很受读者的欢迎。他为人比较宽厚，善于交朋友，做事有激情，因为职业的缘故，与很多出版人、作家、学者有持久的往还，围绕出书一事，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拨乱反正以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他们这一代出版人，开风气之先，有机会经手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今看来，已成历史。这本书就写了他和杨绛、马识途、杨振宁、吴敬琏、李敖、刘振强、屠岸、王鼎钧、樊建川等人的交往，从中可以看出，出版人是怎样和作者打交道，当作者的知音，共同催生精神产品的。

后记
这本随笔集，大多数文章都写于最近两年。
我于 2014年退休以后，花了一点时间，整理了自己多年来有关编辑学的演讲，编成《做书：感悟与理念》一书。同时便发现，与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出版案例相关，还有不少编辑背后的故事可以写出来，给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同行们参考。于是我开始写自己与一些学者、作家交往，与他们合作、为他们出书的往事。先写到了周有光、杨振宁、韦君宜、傅高义、曾彦修、田家青等人，很快就够了一本随笔集的篇幅，当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时，我原本就想取《做书的故事》为书名。因为集子里面收录了一篇我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那篇文章篇幅最大，分量最重，在集子中显得很突出，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其经历与做书基本无关，使我无法把书名和做书联系在一起。后来那一本集子，便以《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为书名。
本书的文章比较单纯，20多篇文章，全部与做书有关。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以人为主，所写大多是学术界、文化界名人，而我的写作角度，大抵是叙述出版合作中我与他们的交往和对他们的观察。第二部分以书为主，每篇只谈一本书，内容仍不外是与书相关的故事，采取夹叙夹议的写法，由书及人，自然也涉及书的作者。其实我作为编辑，服务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平台，与名家大师打交道的机会相对较多，但是我与他们的联系，除少数以外，一般也只是工作关系，而非私人交往。对我来说，作者就是作者，我对他们永远保持谦恭和尊敬，是绝不敢谬托知己的。当然，即使是这样，我在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这些作家和学者时，也总是能够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本集中的文章，就是这样一种记录。一律亲历、亲见、亲闻，以第一手材料为主，强调纪实，决不虚构。
当然，所谓纪实，其准确性如何，或许有人也会质疑。因为个人回忆，可能因其观察角度局限，会有片面性；因其时间久远，会有淡忘和模糊；甚至可能因其利害关系，会有意识地文过饰非。所以人们常说，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各种回忆录和口述史，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聊备一格可也。我做了大半辈子书，对于这种情况，可谓熟知，因而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避免。所幸我有记日记的习惯，许多当时情景，都有详尽的日记存案，例如《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所写的三件事，其实就来自于三天的日记。即使这样，我也仍然认为自己的记录未必完全可靠，所以尽管在我看来，我的文章应该不受任何人的意见干扰，独立思考，对人对事做出自己的评价，但是在文章完成后，为了追求事实的真实性，我还是习惯于将文章首先送请当事人审阅。这本书中写作家和学者的随笔，绝大多数都得到所写的作家和学者的反馈，他们有时会帮我订正其中存在的个别错漏，使文章变得更加严谨。例如杨绛先生曾请吴学昭女士带话给我，表示感谢之外，为我纠正了文中的两个概念；屠岸先生则给我回复了一封长信，不仅就文中一个观点和我展开进一步讨论，而且连文章初稿中的错别字也帮我做了改正。对此，我是很感激的。
同时我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几位朋友接纳我这本小书。我和这家出版社是很有缘分的。 80年代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同在朝内大街 166号的一座灰色楼房里办公，两社的编辑上楼下楼来来往往，像是在一个单位，但我心中早知道他们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出版机构，心存敬畏。如今拙作登此大雅之堂，是当初想也不敢想的。还要感谢我的责任编辑罗少强、柯湘以及设计师罗洪。少强是我在三联的旧同事，曾担任过三联生活书店的副总编辑，年轻有为有担当，如今效力于人民社，盼我支持，我将书稿交给他，他便写出诚挚感人的文章，向读者推荐此书；柯湘是金城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我的老友，她听说我有书在人民社出版，便主动要求担任责编，为此尽心尽力，对编辑和设计贡献过很多意见；罗洪则是原来三联的美编室主任，国内著名的图书装帧设计家，我在三联时就曾与他密切合作，现在我们两人都退休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给我帮忙。两年前，我的《做书：感悟与理念》就是他设计的，这一本书，装帧设计师仍然是他。于是我想，做编辑有一批这样的朋友，真好。
谢谢大家关注这本小书。
2017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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