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从民族意识视角切入，以1931年至1945年间沦陷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从作家作品、文学期刊、集体记忆、文学思潮、叙事症候等方面探析沦陷区文学中民族意识的表现形态及其意蕴。
　　《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大量使用一手史料，较为系统地从民族意识视角对沦陷区文学进行整体研究，较为深入地揭示出特殊语境中民族意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可塑性，并展现出沦陷区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研究结果充分证明民族意识是沦陷区文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思想资源，并提升了沦陷区文学的艺术品格，这些都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沦陷区文学的特殊发展规律。

　　我虽然是从沦陷区文学研究开始自己的学术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一直未离开这一领域，但带的十几届博士生中，只有冯昊一个人选择了沦陷区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我的学生选择做租界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章太炎研究等题目的，各有其难度。冯昊选择沦陷区文学研究，且在后来繁忙的工作中一直未丢弃这一研究，取得了成果，发表了诸多论文，争取到了国家和教育部课题的立项。如今又有《民族意识和沦陷区文学》一书的出版，我想这其中当有他自己的学术兴趣在。这种兴趣，不只是学术研究的知难而进，也有对文学史的开阔把握和深刻感知。 
　　沦陷区文学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特殊状态，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形态，甚至说它带有中国现代文学普遍性的趋向，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性特征也不为过。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一线的危局，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自身进程的最重要的背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压力下，借助外来现代性思想资源开始民族复兴，是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包含历史悖反的社会进程。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源出于此。近代西方列强强迫割让、租借香港，在中国众多重要城市设立租借地，随后又有东方近邻日本占据中国台湾，进而并吞东北……在这些殖民地空间，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其形态最可能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由于殖民地社会政治压迫性、冲突性之显著，其文学研究难免遭受政治判断的影响。30多年前沦陷区文学研究尚是禁区，之后展开也曾承受诸多政治宣判的压力。对沦陷区文学，以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政治结论一言以蔽之，是最保险的做法，但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失去了一种值得珍惜的文化资源，冯吴这部著作要研究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文学”，就是沦陷区文学拥有的一种丰富资源。 
　　冯昊在“导论”中的“关键词解释”中将“民族意识”视为其研究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关键词，并作了自己的梳理，显现出“民族意识”的复杂内涵，它确实是沦陷区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民族意识”是源自中华民族传统，又产生于“中国”这一现代国家的产生语境中的“民族认同”。19世纪末至今，中国社会往往被隔离为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例如本书所研究的“1931年至1945年”，中国大陆就有民国政府管辖地区、沦陷区和中共政权地区（苏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如今也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这种情况使得“民族认同”既表现为国族认同，也表现为伦理价值认同、文化审美认同因而其内容有了不同的模式，而不同模式及其关系才足以揭示“氏族认同”的内涵。沦陷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被外来殖民国家统治的地区，殖民地环境中民族意识的考察，是我们认识自己民族历史、性格非常重要的内容，而这种考察的对象是文学，更足以让我们深入自己民族历史、性格的深处。

　　冯昊，男，汉族，1976年10月出生，江西都昌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沦陷区文学思潮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子课题《“九一八”国难文学之戏剧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沦陷区文学期刊研究》等，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导论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作家选择
第一节 沦陷区作家的选择与心态
第二节 乡土叙事与反抗意志——沦陷时期山丁的民族意识
第三节 民族危亡背景下的女性言说——以张爱玲为中心
第四节 在民族与个人之间——沦陷时期周作人的民族意识


第二章 沦陷区文学期刊中的民族意识
第一节 沦陷区文学期刊与民族意识
第二节 沦陷迷境中的双重图景——对《中国文艺》民族意识的考察
第三节 风雨绽放“紫罗兰”——对《紫罗兰》民族意识的考察
第四节 坚守民族价值立场的“堡垒掩体”——对《万象》民族意识的考察


第三章 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集体记忆
第一节 沦陷的土地与乡土文学
第二节 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历史意识
第三节 沦陷区文学中的语言殖民与抵抗


第四章 殖民统治下的叙事症候
第一节 民族危机下的道德言说与伦理叙事
第二节 颓废叙事与悲观体验
第三节 沦陷区文学中的隐喻


余论 沦陷区文学中民族意识的时空流变
参考文献
后记

　　《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 
　　二 日常生活体验与女性民族意识 
　　日伪统治下的文化政策是要禁绝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另外又千方百计强迫与诱使作家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写作。我们当然知道，作为民族整体中的女人，她们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有契合之处。出于现实考虑与历史语境的制约，既不能延续五四以来女性作家对国家命运进行直接关注，又不愿完全执着于脱离现实的纯艺术，沦陷区的女性作家更容易转向女性自我的空间。而且在进入现代文化市场化的大语境中，女性作家也相对地获得了一些能够周旋的自在空间。不同于“男性的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的紧密纠缠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宿命的”①。沦陷区尤其是文化市场更为发达的上海，对于张爱玲、苏青们来说并不是“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土地。 
　　在沦陷区女性作家的笔下，日常生活的写作占有绝大部分的内容。这种写作现象的出现，本身就隐含着中华民族在暴虐之下的无奈与屈辱。究其原因，首先应该是在民族危机下，身处沦陷区的作家不能“我手写我口”所致。沦陷区出现日常生活写作现象的背景有如当时《大众》杂志在其创刊号的献词所言：“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说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遥地狼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也绝不忍再谈。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②编者心中自然明白在民族危难之中，不便也不能谈政治，但更不愿昧着良心只谈风月，相对而言，关注与民生有关的日常生活是一条较为折中的方法。其次，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严密的管制也使沦陷区新文学传统受到沉重的打击，并割断了沦陷区与内地的文学交流，失去更多的外界信息与刺激，而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则是真实且切身的，这也催生了日常生活写作的兴起。此外，女性对于战争本能的隔膜，也使沦陷区女性作家更为关注个体的生命、日常的琐事和女性自身的“私语”。不可否认，沦陷区女性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热衷，也并不全是由于时局所限。特别是处于上海这一华洋杂居、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里，市民阶层的形成对于宏大叙事的疏离，也是不少作家放弃更贴近民族命运的写作而转为关注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张爱玲就曾说“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①？既然想救济自己，就必须让作品畅销，这也迫使作家的写作必须贴近市民生活。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使沦陷区的市民更倾向于描写世情人生、饮食男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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