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佛教交流史研究_朱丽霞_9787520313346

　　《藏汉佛教交流史研究》以唐、宋、元、明、清、民国几个大的历史朝代为时间轴，在每个具体的朝代中，分别探讨了藏汉佛教之间的人员往来、思想传播、艺术交流、典籍译介等问题，全面揭示了藏汉佛教交流的途径、方法、形式、影响、意义等，系统地阐释了藏汉佛教相互交流、传播、影响的历史进程。并通过双方相互交流和影响，发掘藏汉佛教文化互为认同的轨迹。《藏汉佛教交流史研究》既提供了把握藏汉佛教交流的宏观历史视域，也展现了当代藏汉民族文化凝聚力所具有的厚重历史基础。

　　藏汉佛教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这首先是因为藏汉佛教交流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持续存在、影响深远的真实现象。姑且不论连篇累牍的史料记载，就实物资料而言，西有拉萨的小昭寺以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北有雍和官与承德“外八庙”，东有五台山众多藏传佛教道场，南有杭州飞来峰大量的藏传佛教塑像，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最本真的展现。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中，藏汉佛教交流发生的核心区域不同，唐代是以拉萨为中心，元、明、清三代以汉地的北京等为中心，民国时则拉萨、北京同为中心，但这也仅仅是舞台的变换，舞台之上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歇。因此，藏汉佛教交流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不能规避的重要一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整理清楚藏汉佛教交流的线索、细节、逻辑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这些研究，藏汉佛教交流的历史与现状、藏汉佛教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就可以得到全面的揭示，其中，藏汉佛教交流的历史是双方进一步交流的源头，藏汉佛教的差异性是构建双方新的共同性的出发点。
　　其次，从唐代到民国，藏汉佛教交流活动持续进行，从未间断。也就是说，无论朝代如何更替，统治者如何变换，藏汉佛教文化之间的联动从来没有受到影响。这就意味着藏汉佛教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成为藏汉关系的筋骨与核心纽带之一，不曾因时而废，因人而废，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内部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表现，也是进一步增进当代藏汉民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力的基础。藏汉佛教教同主、法同味、信同体，是藏汉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佛教传承的传统是依法不依人，佛教传播的传统也是依法不依人，继往开来，我们应当持续促进藏汉佛教在“法”的层面、“教”的层面的互相交流与交融，祛除“人”的层面所造成的割裂与干扰，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文化真正的、彻底的融通。
　　需要指出的是在藏汉佛教交流史研究中，一些概念需要界定和说明，一些问题需要澄清，这主要包括：
　　首先，藏汉佛教交流宜作宽泛理解。就“藏汉”而言，只能界定为藏汉两个地区，而不能当作两个民族看。汉族地区在历史上，元、清两个朝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我们不能将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而且，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汉族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就不能用“夷夏之辨”等命题来反对藏传佛教，这反而为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拓宽了空间。此外，藏汉佛教的交流，是指传承于西藏的佛教体系和传承于汉地的佛教体系之间的互通有无，不能局限于传承者的身份，因为传承者身份往往是交叉的，例如，明代的“西天僧”（来自于印度）和“番僧”（西藏僧人）的身份往往是重叠的，他们互为师徒的现象屡有发生。
　　其次，对藏汉佛教交流的结果应作更理性的判定，也就是要紧扣“交流”二字。“交流”有交互流向、互相沟通之意，但在历史上，由于藏汉佛教交互传播的主导者不同，其终极诉求就不同，这直接导致藏汉佛教的传播的主旨某些时候并不在宗教本身。同时，由于语言的限制以及史料记载的缺失，使得藏汉佛教的交互流向活动较多，但互相沟通的部分则相对较少，这既有事实层面的问题，也有资料记载层面的问题。
　　为此，在考察这个问题时，一方面一定要重视事实层面的内容，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即不能仅凭借有多少僧人往来，建造了多少寺院等信息，来推断双方之间的交流。因为这中间缺乏必然的因果联系，例如，清代虽然在北京、承德、五台山修建了许多的藏传佛教寺庙，但这些寺庙的僧人多数还是来自于藏地、蒙古、满族，其寺院内部的传承体系秉承的是西藏的教法体系，加之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都有皇家寺院的性质，因而自身的体系还是比较封闭的。

　　《藏汉佛教交流史研究》：
　　三世章嘉活佛在雍正帝时期，做了许多有益藏传佛教在汉地传播的事情。首先，由于雍正帝“非常喜欢和尚们的见地，有时在一个大殿里，皇帝自己坐在中央，请章嘉活佛坐在右侧，而让那些有学问的和尚坐在周围，商榷见解，交流修法体验。皇帝在他撰写的一篇论述他自己见地的文章后记中，写上章嘉活佛和几位大德和尚的名字，并说：‘朕与彼等长期共同参究，今撰此文以志其事。’这篇文章被散发到汉地各个地方。至今汉地南方各大佛教寺院中仍将章嘉活佛称为大学者”①。雍正帝雅好禅宗，据说他是清代历史上唯一参禅能“破三关”的皇帝，根据《御选语录》后序记载，雍正虽然跟随汉僧参禅，但每一关都求印证于第二世章嘉活佛。因此，他在即帝位后，熔藏汉佛教为一炉、集合三世章嘉活佛与诸汉僧商参佛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雍正的这种个人行为，加深了章嘉活佛在汉地佛教界的影响，也促进了汉藏佛教界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其次，第三世章嘉活佛还亲自教授汉僧西藏所传的中观见。《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记载：“各地有不少学法的和尚历经艰辛前来章嘉身前顶礼，章嘉活佛按照和尚们的意愿，开始依次传授中观见地，使不少人得到证悟。”②
　　雍正十二年（1734），三世章嘉活佛奉命与十七皇子果毅亲王允礼前往康区，迎接在惠远庙避准噶尔乱事的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雍正帝驾崩之后，乾隆元年（1736）他返回北京。
　　乾隆帝因与三世章嘉活佛从小一起学习生活，因而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由此决定了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因缘更为特殊。三世章嘉活佛返回后，随即被下令掌管京师喇嘛教事务，并被赐予“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札萨克达喇嘛”印。
　　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欲在北京也建一座与西藏寺院一样闻、思、修、讲、辩、著齐全的道场。在与三世章嘉商议之后，决议将雍和官改建成喇嘛庙。改建经费由朝廷提供，工程则由三世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锡嚼图呼图克图（1689-1762，洛桑丹白尼玛）主持。乾隆十六年（1751），时值乾隆母亲六十大寿，于是改北京西郊的瓮山为万寿山，山前建报恩延寿寺，山后建藏传佛教寺院，三世章嘉活佛负责后山寺院部分工程。同年，乾隆帝还为三世章嘉活佛颁发“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印，同时谕令他：“尔可依照前世，主持黄教。”①
　　第三世章嘉活佛在京期间，乾隆帝持续地跟随他学习了很多藏传佛教教法。章嘉活佛在乾隆帝学会藏语之后，“依照大皇帝的旨意，由浅人深地向他讲授教法”，首先，他逐字逐句地注释了官却坚赞所著的《道次指导偈颂》，然后讲给乾隆听。在乾隆掌握要领之后，又将第二世章嘉活佛的道次指导偈颂呈现给他，“并从所缘境、指导、理解等三方面讲解要点，使大皇帝心悦诚服，并在道次指导的基础上发愿每天修习所缘相”。之后，应乾隆帝要求，章嘉活佛又特意撰写《甚深中观修习明炬》，给他讲解了宗喀巴的中观学见解。结束了显宗阶段的学习之后，章嘉活佛又引导乾隆进入密宗的学习阶段，首先，给他进行了“胜乐铃五神”灌顶，接着，乾隆又依次听受了格鲁派的“吉祥轮胜乐深奥二道次教授及分支”等密法。乾隆帝不仅听受了相关密法，还跟随三世章嘉活佛实修，“坚持每天上午修证道次，下午修证胜乐二次第。每月初十日举行坛城修供、自入坛场、会供轮、供养等活动”。并且，乾隆帝在“听讲尊者瑜伽母那若空行森布拉坛场加持法时，出现了智慧涌出法语不断的异象。在仔细听受‘瑜伽母生起及圆满、分支’等咒语和听受‘空行修习金刚法指导’时，大皇帝将自己的坐垫收起，跪在地上，顶礼章嘉国师之脚”②。至此，乾隆帝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藏传佛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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