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当代政治理论家》收录了十二位政治理论家的访谈稿，他们分别是本杰明·巴伯（Benjamin R．Barber）、简·班尼特（Jane Bennett）、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柯亨（G．A．Cohen）、威廉·康诺利（William E．Connolly）、雷纳·福斯特（Rainer Forst）、邦妮·霍尼希（Bonnie Honig）、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沃克（R．B．J．Walker），这些都是著作丰硕、对政治理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的杰出学者。阅读此书中有趣而生动的访谈纪录，读者将能知道他们如何培养和提升自己对政治理论的思考，比较有趣而轻松地掌握当前西方政治理论前沿的概况。《对话当代政治理论家》

　　黎汉基，中山大学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已出版专著3本，译著2本，编著18册。
　　
　　黄佩璇，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现任教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政法系，已出版译著1本。

译者的话
人物简介
第一章 导论：当代政治理论家对话——过去与现在
第二章 与本杰明·巴伯对话
第三章 充满生机的物质性与非人类的能动性：简·班尼特访谈
第四章 庶民研究、后殖民马克思主义与“寻找你开展的场所”：迪佩什·查卡拉巴提访谈
第五章 杰里·柯亨访谈
第六章 多元主义、资本主义与物件之脆弱性：威廉·康诺利访谈
第七章 证成的权利：迈向正义和民主的批判理论——雷纳．福斯特访谈
第八章 邦妮·霍尼格访谈：剖析斗争的人文主义
第九章 卡罗尔·佩特曼访谈：反思民主参与、《性契约》与权力结构
第十章 共和主义、自由哲学与观念史：菲利普·佩迪特访谈
第十一章 采取更广阔的人性观：阿马蒂亚·森访谈
第十二章 历史地研究政治理论：昆廷·斯金纳访谈
第十三章 界限的政治理论与政治理论的界限：沃克访谈
相关人物介绍
索引

　　《对话当代政治理论家》：
　　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理论根本没有死亡。它也许看似如此——当人们只有一个狭窄的焦点和视角。事实上，它是活生生的，竭力以多种风格反对在很多场所中的思想轮廓；在东欧和西欧，还有在第三世界中，即使西方设定了各种典范，但场所、性别和文化的范式和差异也得不到足够的确认。过去，有些后形而上学的视角和宏大的形上方案，左翼革命的激进宣言，以及对旧秩序（更确切地说是新的战后秩序）大体上保守的反理性主义捍卫。今天的政治理论也是远非死亡；它比以前更有生命力，更多地承认国家的偶然性、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的重要性，以及地理取向的特异性。本书访谈的理论家来自欧陆、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有女性主义和庶民学者，也有被归类为历史的、分析的和激进的理论家，他们独特而重叠的影响可以追溯至欧陆和英、美的源头。
　　过去与现在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政治理论在今天不会被宣布死亡，因为我们对各种分析手法和解读手法的理论化怀有信心。这一信心贯穿本书各篇访谈之中，使之充满生气，因为理论家追溯和阐明了“政治世界如何得以理解和评估”的跨领域的微妙故事。证成它的是书稿中收录的理论家想象性交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它也体现了对政治理论的限制之专业确认，在本书中，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都有一种偏好，自我克制不涉足大规模的形而上学，以此支持他们的理论化。例如，福斯特是一名欧陆理论家，他的研究是在后形而上学的界限中塑造的；而这些界限是哈贝马斯所宣布，并且是分析理论家所接受的。霍尼格、斯金纳和佩特曼以不同方式接受：理论化不能预设提供意义和真理的基本条件，从中揭示了政治世界的本体论。
　　今天，民族国家的条件性和偶然性已得到比以前更广泛的认可，因此这不再预设为政治分析自动而不用反思的对象，而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往往预设要逗留的地方。例如，罗尔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正义论》，这也许是战后政治理论的完美结晶；在书中，他规定了正义原则应用在民族国家之中。但在本书所包含的与当代理论家的对话中，从沃克到柯亨，他们不假设国家是政治分析的界限，甚至未被标签为国际政治理论家的学者也把国际秩序和对它的挑战视为跟他们对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分析相关。’
　　就政治理论的未来而言，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理论家如何反思和评估政治秩序的形式，建构出有别于民族国家的联系范围。有些政治声音要求全球的或普世主义的秩序（这是柯亨在访谈中所支持的），也有其他声音（尤其是查卡拉巴提）强调判断的特殊性，认为跟具体的历史文化氛围相关的理论家倾向于这样构想的。很多理论家（尤其是森）强调理论家（作为人类存在者）如何对正义和自由的问题感兴趣（当他们出现在这个世界贫穷和艰难的特别场所中）。其他人（例如霍尼格、巴伯和福斯特）识别了公民参与各种活动，认为疆界不能阻止责任和关怀的流动。霍尼格无疑正确地承认：政治辩论和政治判断的框架之扩大，也考虑到多种不义形式的可能性（当所有框架都是排他和包容的模式）。对政治协商和分析的框架变化的关注日益发展，今天理论家倾向忽略比较概括性的历史参照框架，也许令人惊讶。斯金纳和查卡拉巴提让明显的历史视角影响理论，而很多人也承认政治文化和政治判断的历史性。
　　相比于经典的前辈（诸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本书重点介绍的学者一般不愿参与大规模的理论化，以解释政治分析的框架，从而解释这个政治分析框架如何发生变化。也许，这种不情愿是一种可以证成的专业谨慎的产物，这是鉴于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批判；利奥塔就以宏大的欧陆风格进行这种批判，而英美世界的分析学者也较温和地预设了这一点。再者，世界经济的流行问题（尤其是困扰欧美经济的问题）可能启发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多的关注。无论政治理论的未来如何发展，认为政治理论将保留它的活力，而本书访谈的理论家将被后来的世代怀着极大的兴趣继续解读，而且也将影响下一代的理论家是一项合乎情理的预测。政治理论辩论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而证据就在下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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