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者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系统查阅了1902年6月至1949年初所有的《大公报》，对该报此间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报道和时论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此为基础，《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梳理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若干重要制度和举措演进的历程，描述了近代高校学生和高校教师的群体形象。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选取《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进行剔抉和爬梳，希冀能清理其准确的发展轨迹和重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观念。论文在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思路。论文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一、《大公报》中是怎样描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二、这样的描述反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怎样的现代特征；三、《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怎样。

　　洪芳，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对此，《大公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北大乃全国之最高学府，研究最精深学问，养成最高尚人格之所，竞因争区区之讲义费而闹罢课，真大为失望。学校罢课风潮很多，“或以国事多艰，因而激成义愤；或以校务不良，因而群起诘难。然尚未有些微细故，而亦酿成罢课之风潮者也。今之风潮，乃竟由于区区之讲义费，且出于全国之最高学府，此则不能不谓教育界之退化也”。
　　因政府坚决退回蔡元培辞呈，加上大多数学生恳留，蔡元培回校，风潮得以平息。蔡元培回校后召开教职员学生全体大会，发表演说，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如有意见分歧，随时相告，合理研究，以定取舍。蔡元培说：“现时学校之风潮大都感于外界刺激而起。如在前清时，各学校学生感于专制政府之威力，发生革命之思潮，遂引用于学校中，以为办事人皆公仆，唯学生乃主人。稍不适意，即将学校认为革命之试验地矣。今之学生亦认学校与国家同。其实却大不然。如国家费用皆来自人民之税赋，学校则仅学宿费一部分来自学生，且人民终身不能离开国家，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不能不离开学校。故绝不能以国民之责任在学校中试验之。”所以希望今后同人须有浓厚之感情，协力前进；须有冷静之头脑，免受外面之刺激。胡适、蒋梦麟、谭熙鸿、李大钊等也发表演说，指出北大要大，发扬伟大的精神。
　　暨南大学学生也曾为取消津贴旅游费规定以及减少华侨子弟入学名额而闹风潮。据《大公报》登载的《暨南大学风潮详记》记述：暨南大学为国内唯一华侨学府，本应尽量招收华侨子弟。但是该校大学部计有学生七百人，而华侨仅一百人。何炳松长校，对华侨子弟并不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