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诗人海涅和他的散文
海涅因为他的诗作而享誉世界文坛，他在散文方面的杰出成就则往往为人忽视。因诗作优美独步文坛者，不乏其人，而能诗能文的诗人也大有人在。比海涅年长四十八岁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优美绝伦的抒情诗，充满哲理的诗剧《浮士德》，富有异国情调的《东西诗集》，还留下了卷帙浩瀚的散文名篇：《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意大利游记》、《诗与真》、《亲和力》等等。比海涅小两岁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也是诗文俱佳的大师，他的诗歌广为传诵，他的小说诸如《上尉的女儿》、《驿站长》等也脍炙人口。海涅的成名作《诗歌集》几乎与他的《哈尔茨山游记》同时面世。尽管《诗歌集》奠定了海涅在文坛上诗人的地位，他自己却在这时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转变，把诗歌视为雕虫小技，决心投入散文“宽阔的胸怀”。歌德跟爱克曼说过：“要写散文，必须有话可说。”海涅正是有一肚子话要说，而且他找到了得心应手的散文形式——游记。于是便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一系列游记佳作，使读者对这位文坛新秀刮目相视，使敌人也对他严加防范。
说起游记，中国读者必然会想到我们熟悉的游记作品，譬如《徐霞客游记》。我们发现作者对他游览过的名山大川进行精细缜密的描绘，以至地质地理学家可以根据他的游记判断某地的地貌地形。然而更多的作家却在游记里抒发自己一时一地的观感。打开《古文观止》，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古代的诗人如何借游览山川形胜，抒发个人的块垒。譬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描绘了气象万千的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胜景，还让人看到霪雨霏霏，晴空皓日的阴晴变化时，迁客骚人的不同心境，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夙志。
游记到了海涅手里不仅记载旅途风光和见闻，抒发自己的感受和联想，还成为借题发挥，抨击时弊，揭露矛盾，警醒世人的政论、檄文。然而为了躲过当局的书报检查，他又把锋利的刀剑匕首掩藏在悦目的花卉、鲜艳的彩绸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令人愉悦的儿时回忆和赏心悦目的抒情文字，这就形成了海涅游记的独特风格，那看似平易随和实则难以模拟的“闲聊口吻”，的确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们会想到鲁迅的杂文，那些尖锐犀利，杀伤力强的投枪匕首，但是鲁迅的杂文又缺少海涅游记的抒情性。海涅曾把自己比作一个插科打诨的弄臣，在说出一连串逗乐的妙语引人捧腹之后，突然神情严肃地讲出充满睿智发人深省的警句。这种峰回路转、奇峰突兀的开阖收放，表现出一位语言大师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和一位能征善战的斗士升降随心进退自如的上乘功夫。他把他的犯上作乱的先进思想当作危险的违禁品偷运进岗哨林立警探密布的德意志各邦，像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予世人。难怪他把他的游记，比作装备了大口径火炮的战舰，服务于革命战斗的目的。
他的《思想·勒格朗集》便集中了上述的特点。它的序幕是一篇绚丽华美的抒情独白，是钟情于假想中的女主人公——夫人——的诗人，以出众的才智、丰富的想象向夫人吐露心曲，引出儿时杂忆，因而被称为海涅的《诗与真》，通篇贯彻始终的是对拿破仑的崇拜。拿破仑崇拜这一主题之所以时时像《马赛曲》的旋律回荡在海涅的作品汇成的交响乐和奏鸣曲之中，是因为在海涅的心里，拿破仑代表了法国大革命，代表了革命的理想，代表了人民，代表了人民渴求解放的希望。海涅对德意志境内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深恶痛绝，他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大军进入德国后出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王冠纷纷跌落，宝座相继坍塌。千年封建统治的妖雾鬼影终于驱散，人们欢欣鼓舞。可是好景不长，拿破仑兵败逊位，反动派卷土重来。海涅对拿破仑的怀念和哀悼是对复辟后封建势力的反抗。这样富有政治内涵的思想却被海涅写得诗意浓郁，优美动人。海涅在回忆拿破仑进入他的故乡杜塞尔多夫时，描写的是拿破仑的坐骑，手和嘴唇。这匹雪白神骏的小马步伐安详平稳，高傲出众——接下来海涅便向普鲁士刺上一剑：“我当时若是普鲁士的太子定会对这匹小马艳羡不止。”拿破仑在耶拿一战大败普鲁士军队后，乘胜前进，直逼柏林，迫使普鲁士国王订城下之盟。海涅这句话便是影射普鲁士当年屈辱低下的处境，讽刺他们巴结拿破仑以求自保的谄媚心理。拿破仑的一只手高高地握住马勒，另一只手温和地轻敲小马的颈项。这两只手“驯服过无政府状态的多头怪物，调解过各国之间的纷争格斗”，影射拿破仑摧毁德国境内众多的袖珍封建王国，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历史功绩。“他的唇边浮着微笑，使每个人心里温暖，得到安慰。”但是这嘴唇只要打个唿哨——“普鲁士便不复存在”，“全体教士便销声匿迹”，“整个神圣罗马帝国便应声舞蹈”，影射拿破仑当时震慑全欧、所向无敌的巨大威力。
这本书为何叫做《勒格朗集》？勒格朗是进驻杜塞尔多夫的拿破仑大军中的一名鼓手，借宿在海涅家里，成为海涅的朋友。勒格朗一面击鼓一面向海涅讲述拿破仑的赫赫战功。这位伟大的皇帝如何在隐隐的鼓声中，高擎战旗，一马当先，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赢得胜利。几年后，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勒格朗途经杜塞尔多夫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用鼓声向海涅叙述拿破仑在俄罗斯冰原
上兵败的情景。他痛苦万分地用目光哀求海涅把鼓刺破，不让这面
为革命大军冲锋陷阵欢庆胜利的战鼓为敌人效劳，“奴性十足地响起催促战士回营的鼓声”。
难怪德国评论家弗朗茨·梅林对这篇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勒格朗集》是一张才气充溢、妙趣横生的巧思织成的色彩缤纷的地毯，比《哈尔茨山游记》还更胜一筹；分散之中见统一，这构成了诗人天才的人格，‘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思想的刽子手和最神圣的权利的压迫者进行反抗’。”
海涅像他的老师勒格朗先生一样，成为革命的鼓手，在他的游记里敲响了向封建势力发起进攻的鼓声，以激励民众的斗志，奋力为挣脱封建枷锁、争取自由解放而战，他曾相当自信地在《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的最后一章表示这样的愿望：“请你们在我的棺材上放一把宝剑，因为我曾是人类解放战争中的一名勇敢的战士。”
海涅的游记系列包括《哈尔茨山游记》、《北海集》、《思想·勒格朗集》，接着便是意大利游记，包括：《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卢卡浴城》、《卢卡城》，最后是《英吉利片断》。海涅的游记主要是颂扬资产阶级革命理想，对封建势力进行抨击，而在《英吉利片断》中，海涅批判的锋芒已经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1831年海涅流亡法国后的散文作品则增加了新的内容：促进德法两大民族的相互了解，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虚假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1830年海涅在北海疗养地听到巴黎爆发七月革命的消息，欢欣鼓舞。1831年5月海涅前往巴黎，一方面是由于对七月革命的憧憬，另一方面则是迫于他在国内危机四伏的处境。他在《自白》里告诉我们，由于他那战舰似的散文作品，成功地走私离经叛道的思想，已使德意志各公国政府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必欲把他擒获送入囚牢而后快。“当七月革命的太阳在法国升起，我正好疲惫不堪，需要休养。故乡的空气对我来说，也变得日渐更不健康。我必须认真考虑变换气候。晚上我梦见一头长相丑陋的兀鹰，在吞噬我的肝脏，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凄凉。既然我确实需要使情绪欢快一下，斯潘道1又离开大海太远，在那儿吃不到牡蛎，而斯潘道的禽类汤又不太吸引我，外加普鲁士的铁链在冬天又非常之冷，对我的健康有损无益，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前往巴黎，到香槟酒和《马赛曲》的祖国去痛饮香槟，听人歌唱《马赛曲》、《我们向前进军》和《那满头白发的拉法耶特》。”尽管去国离家对于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诗人来说是极端痛苦的事情，为了使自己不至身陷囹圄还能继续为人类解放事业引吭高歌，他终于渡过莱茵河，流亡巴黎。德法两国虽然毗邻却是世仇，相互之间缺乏了解，成见很深。海涅深知狭隘的民族主义基于民族倨傲，必须互相沟通思想，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才能消除。因此他用德法两种文字分别向德法两个民族介绍他们的邻邦，用《法兰西现状》、《论法国画家》、《法
国的画展》向德国人介绍法国；用《论浪漫派》、《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向法国人介绍德国。
海涅在巴黎的时间长达二十五年，这位侨居国外的诗人能获得他客居之国读者的欢迎和同行的承认实属不易。他精通法语，不仅可以在巴黎上层社会的文艺沙龙中侃侃而谈，以流畅典雅的语言、机智巧妙的应对引人注目，也可以撰写诗文，用他优美的法语、深邃的思想赢得读者。
巴黎作为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当时曾吸引了欧洲许多作家艺术家。一旦在巴黎取得成功，便算享有世界声誉。然而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都未能征服巴黎，例如作曲家华格纳和青年德意志派的诗人。海涅和法国文坛的杰出代表巴尔扎克、缪塞、乔治·桑等过从甚密，和《基度山恩仇记》的作者大仲马、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哥济埃是莫逆之交。他对乔治·桑、雨果的评论，对法国画家的介绍，对征服了法国乐坛的天才作曲家和演奏家肖邦、李斯特、迈耶贝尔的评价都显示了海涅精深的艺术修养和独到的审美眼光，是海涅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散见于他1840年代所写的巴黎通讯之中。
1841年海涅应德国奥格斯堡《总汇报》之邀，作为该报的通讯员撰写巴黎通讯。海涅便开始了他新闻记者的生涯，对法国的政治、文化、人民生活进行实地报导，展现他政论家的风采。以路易·菲利普这位市民国王为首的法国七月王朝虽然挂着封建王国的徽章，推行的却是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些通讯报道到1850年代中由海涅汇编成集，书名为“卢苔齐娅”，这是巴黎在古代的拉丁文名字。海涅以此表明这些巴黎通讯，内容是报道以巴黎为首都的法国七月王朝的各个方面，以及以巴黎为中心对国际形势所作的观察和分析。
七月王朝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各项弊端成为海涅社会批判主要的锋芒所向。这个社会把一切变成商品，文艺作品也不例外。这个社会标榜新闻自由，可是新闻报导必须符合投资办报的大老板的利益；这个社会宣称奖掖文艺，可是决定文艺声誉的并非文艺自身的价值，而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报刊所制造的舆论，于是一批艺术家便低三下四地匍伏在报馆老板的脚下，乞求一些褒扬的文字。海涅的视野不仅限于法国的内政，还涉及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在中东、远东推行殖民主义扩张的罪恶政策。他怀着深切的同情报道了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的欺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被焚只是英国出兵的借口。为了达到掠夺扩张的目的，英国人可以随意借故出兵。时隔一个半世纪，这些文字今天读来，倍感亲切。
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法国的二月革命引起了连锁反应，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相继爆发革命。在这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海涅却一病不起，由于瘫痪，他被活埋在“褥垫墓穴”之中，历时八年，失去直接参加社会活动的能力，但是他的琴弦并未断裂，他的歌喉并未喑哑。在他的肉体受尽病魔的折磨，往往因病痛而彻夜不眠的时候，他的精神依然清朗，思想分外活跃。他或者向秘书口授，或者凭着半盲的眼睛微弱的视力，写下了他最后的诗文。
19世纪50年代，他主要的散文作品是回忆性的文字《回忆录》和《自白》。海涅文笔犀利无情，在回忆录里想必清算了他在汉堡的亲戚。他的堂弟专程赶到巴黎，要求海涅销毁《回忆录》，代价是给他和他去世后给遗孀一笔年金。海涅无奈，只好接受这个条件。我们现在读到的《回忆录》只是他后来补写的一些文字，重点回忆他的父母亲和他的初恋。对他在汉堡那“屈辱的府邸”里所受的屈辱，势利的亲友们卑劣的嘴脸，已毫无记载。这是海涅研究的一大损失。
“自白”就是“忏悔录”。中世纪时，北非希波的主教，后来被天主教会追封为圣人的圣·奥古斯丁，原来是相当堕落的青年，后来幡然悔悟，改邪归正，虔诚笃信，当了主教。他和卢梭两人留下的《忏悔录》是西方这类文字的典范。“回忆录”和“忏悔录”都是回忆性文字，其差异大致在于，回忆录所记的，往往是些作者不吐不快、愿意与外人道的事情，饶有趣味，平易随和，而“忏悔录”则一般是难以启齿，讳莫如深，不足与外人道的事情，往往事关隐私，是深层的思想，深埋内心的秘密。海涅绝顶聪明，深知剖析内心，实话实说，谈何容易。他首先指出卢梭的《忏悔录》其实并不真实可信，“他（指卢梭）自称为专讲真话、追求自然之士，可是骨子里他比他的同时代人更为虚假，更为矫揉造作。当然，他过于高傲，不会把一些优秀的品质，美好的行动错记在自己账上，他宁可编造一些可怕已极的事情来自我丑化。莫非他污蔑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加宏伟的诚实可信的表象，从而得以污蔑别人，譬如说污蔑我那可怜的同胞格林姆？还是说，他作了一些虚假不实的自白，为了掩饰真正的错误？”人们写忏悔录无非是为自己作一帧自画像，海涅便讲了一则南非国王请人画像的逸事。这位黑人国王向画家表示他心中隐秘的希望：希望画家给他画张白脸。海涅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愿望，都希望以另一种颜色出现在公众面前。正因为海涅洞悉世人的这一共同的弱点，他就避免用自己的忏悔录为自己作画，他明确表示：“请诸位不必担心。我不会把我自己画得太白，也不会把我周围的人描得太黑。我将始终真实不误地显出我的颜色，以便大家知道，我在谈论其他颜色的人们时，该信任我的判断到何等程度。”
果然，海涅在他的“忏悔录”中既不美化自己，也不惺惺作态故意给自己描黑。他也许并没有说出他心里全部想说的话，但至少说出来的全是肺腑之言。他讲到和斯达尔夫人的论战，讲到对黑格尔哲学、对天主教会的态度。读过海涅早期散文作品里对天主教的严厉批判，再看《自白》中下面的段落，难免会因海涅对宗教态度的转变而感到震惊。“我早已放弃了对罗马教会的攻击，我当年拔出宝剑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为了一种个人激情而战，如今这把宝剑早已安憩在剑鞘之中。”“我对我自己精神上的腰围了解得十分清楚，不会不知道，我就是愤怒已极地去撞击像圣·彼得教堂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也不会对它造成多大的损害。我只可能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帮手，帮助拆运垒成这个庞然大物的巨形方石。这项拆运工程得持续许多世纪。我精通历史，不会认不清那座花岗岩建筑物的宏大雄伟——你们尽可称它为精神上的巴士底狱，你们尽可宣称，这座监狱现在只由伤残兵卒守卫：但是这座巴士底狱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攻克，有些年轻的攻击者，撞在它的墙垣上还会折断脖子，这可一点不假。”是海涅久病，意志薄弱，还是宗教的问题过于复杂？这是海涅研究中尚须深入探讨的课题。《自白》的最后是重病难愈的诗人对人生发出的相当悲凉的嗟叹：“我置身于Rued’Amsterdam的病房里令人厌烦的孤寂之中，除了捂暖的餐巾发出的香水味外，什么也闻不到，这时，在离阿姆斯特丹大道有两千英里之遥的设拉子，所有的玫瑰都为我而盛开，为我散发芳香，唉，对我又有什么用处。”“人生如梦”，“名利虚幻”。想到诗人困在病床上八年之久，这种凄怆悲凉的声调，能不使我们这些后来者为之发出同情的喟叹吗？
海涅逝世至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他留下的诗歌是世界文学的珍宝，他的散文作品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这些散文既显示了海涅思想家的睿智，战士的坚贞，也显示了他政论家的犀利和先知者的预见。
张玉书1999年6月22日于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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