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特的冬天（评点本）》为巴拉圭文学第1次在大陆出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本书作者马科斯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师，其创作风格继承了二战后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优良传统，是“爆炸后”文学的代表人物。

 

　　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Juan Manuel Marcos, 1950—），巴拉圭当代重要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生于亚松森，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哲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大学文学博士、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为巴拉圭北方大学校长、国家教育部顾问。

　　马科斯青年时期致力于民主斗争，饱受监禁、刑罚及流放之苦。恢复民主制度后，当选为国家众议员和参议员。《甘特的冬天》为其代表作，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印地文、葡萄牙文、俄文、日文、塞尔维亚文、阿拉伯文、朝鲜文、希伯来文、土耳其文、意大利文及其他多种文字。其重要作品还有：《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爆炸后》（马德里，1986）、《罗亚·巴斯托斯：爆炸后的先行者》（墨西哥，1983，多元国际随笔奖）、《诗与歌》（亚松森，1987）、戏剧《涅德哈拉·莱克维》（1972）和《洛佩斯》（1974）等。

　　马科斯除获得多项文学奖外，还被巴拉圭国防部、文化部和众议院授予勋章。

　　尹承东（1939—），山东茌平人，资深翻译家，终生在中央编译局从事国家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历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

　　业余从事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译著颇丰，代表译著有小说《三角帽》、《特里斯塔娜》、《看不见的城市》、《霍乱时期的爱情》（合译）、《坏女孩的恶作剧》（合译）、《曾是天堂的地方》；诗歌《贝克尔抒情诗选》、《熙德之歌》、《太阳石》；戏剧《羊泉村》等，并发表外国文学评论多篇，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事业特殊贡献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西班牙语文学传播者。

　　王小翠（1991年—），2013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化专业。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班牙语翻译。

　　第一章

　　在乘飞机去往科连特斯1不久前，托托·阿苏亚加上完了他在俄克拉荷马州2秋季研修班的最后一堂课。呆头呆脑的研究生们在学习教堂3第十三层狭小的研修班教室里眨巴着眼睛。阿苏亚加沮丧地看了一眼飘飘扬扬不停飞落的鹅毛大雪，像往常一样清了清嗓子，开始讲道：

　　“同大陆所有原始社会一样，图皮瓜拉尼人4的宗教生活集中体现在萨满教上。巫师5——萨满医师——在这里承担的任务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仪式也总是依照确保社会融合的准则举行，也就是文化神灵（太阳、月亮等）或神秘祖先加诸于人们的那些生存法则。因此，在这一点上，图皮瓜拉尼人同其他野蛮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旅行者的编年史１为图皮瓜拉尼人明显区别于同时期南美野蛮人提供了有力佐证。内容是什么呢？在图皮瓜拉尼人无休止的部落争斗和众多宗教活动中，欧洲人只看到了异教信仰和撒旦之手，因为图皮瓜拉尼人古怪的预言传统引起了许多错误解释2，甚至不久前，人们还认为那只不过是危机时代典型的空想乌托邦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抵触反应。然而，约在15世纪中期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之前，图皮瓜拉尼文明早已诞生。虽然首批编年史学家们弄不明白这个现象，但幸好没将萨满医师同某些神秘人物——卡拉伊人3——混为一谈。卡拉伊人不掌握任何治疗法——这仅限于巫师，也不负责祭祀。他们既不是医师也不是祭司。那卡拉伊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演讲，并自称他们的使命就是到处演讲。他们不仅在自家的群落演讲，还奔赴各个地方演讲。卡拉伊人不断地迁徙，在演讲中从一个村子挪到另一个村子。他们穿行在部落争斗中却能毫发无损，不仅不冒任何风险还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甚至在他们进村的路上铺满树叶地毯。（‘你可真够好色的，一看你那家伙的大小我就知道！’埃丽萨曾说道。）人们从未觉得卡拉伊人是敌人。这怎么可能呢？在原始社会，个体通常以亲属关系或群落所属来认定身份，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族系链和联结网中。比如在图皮瓜拉尼人社会，后代便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形成父系氏族。但对此，卡拉伊人却有不同的说法：坚称自己没有父亲，乃是母亲与神灵交合的产物。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令预言家们自封为神的狂妄幻想，而是在他们生活中父亲的缺席及其自身对父亲的拒绝。因为没有父亲，即没有所属。这种言论颠覆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原始社会的自有框架。因此，卡拉伊人的流浪生活缘自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群落，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古怪或其爱好使然。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集体，自然也算不上是谁的敌人。人们既不敌视他们亦不觉得他们疯狂。他们无所不在，无处不属。那么卡拉伊人演讲中都说些什么呢？他们的演讲早已超越普通演讲的范畴，突破传统的演说而令大群的印第安人着迷。他们的演讲总是游离于神灵和神秘祖先遗留和强加的古老价值观与准则之外，而这恰是最令人费解之处。为什么一个决然固守古老价值观的原始社会，能允许这样一群神秘者来宣扬规则的终结和臣服于这些规则之下的世界的消亡呢？卡拉伊人预言性的演讲大致可总结为一个肯定和一个承诺：一方面，他们不停地断言世界的深刻丑恶性；另一方面，又确信存在征服美好世界的可能。（‘亲爱的，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埃丽萨曾说道，‘要是今天早上有人跟我说我得去做这样的事，我肯定会说他们一准儿是疯了！’）‘世界是邪恶的！’‘大地是丑陋的！’他们断言道，‘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而这种对世界绝对悲观的描绘竟在倾听演讲的印第安人中得到认可并赢得共鸣。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的或者疯癫的演讲。仅仅因为此刻的图皮瓜拉尼社会在多重力量打压之下，正处于不再是原始社会1的危急关头，也就是说，一个拒绝改变的社会。而卡拉伊人的演讲也肯定了这个社会的死亡。人口的急剧增长、不断向大城镇聚集而不再是惯常散居的倾向、强势人物的崭露头角都肯定了最致命的革新已经出现：社会阶层的划分和不公。深深的不安困扰着各个部落，卡拉伊人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并将其宣扬为世界的谎言、丑陋与邪恶的现身。预言家们对这些正在发生的变革比其他人更为敏感，也是他们最先宣扬不安或比所有人都更感到慌乱。因此，印第安人和预言家之间达成一致：‘必须改变世界！’（‘来吧！上了我！’埃丽萨说，‘喔，宝贝儿，带它回家！在我的小山丘上驱动它！亲爱的，进入吧！让我大声叫出来！’）卡拉伊人使出了什么妙招呢？他们鼓励印第安人离开邪恶之地前往无恶之境1。在那里，箭矢会自动直接飞向猎物，玉米无人照料也能发芽生长，那是一个不存在疏远反感的完美之境，那是首个人类世界被世纪洪水毁灭之前，人类与天使共享的乐土。是要回到那神秘的过去吗？他们决裂愿望的极端之处不仅在于许诺一个毫无纷扰的世界，他们演讲的目的在于彻底颠覆古老秩序。他们的号召中不允许任何规则的存在，甚至不允许社会最基本原理——妇女交换法则——的存在。‘现在女人们没主人了！’卡拉伊人说。（‘上我！上我！上我！’埃丽萨曾说道，‘啊！托托！快来！上我！’）无恶之地究竟在哪里呢？卡拉伊人的神秘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约束，人间天堂的传说是所有文化的共性，人类只有经历死亡方可到达。然而，此时此地，对卡拉伊人而言，无恶之境是可触及的、具体的、真切存在的地方。在他们的传说里，无恶之境总是在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于是为找到无恶之境，大批的图皮瓜拉尼宗教移民自15世纪末便开始迁徙之旅。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离开村镇，放弃耕作，在不停的斋戒和舞步中踏上征途，再一次开始游牧生活，向东出发寻找众神之国。在到达海岸线后，他们发现了这条必将通往无恶之境的征途中最大的路障——海。相反，另外一些部落则向西出发，认为那是发现无恶之境的正确方向。于是，16世纪初，一股十万名印第安人的移民潮自亚马逊河的河口出发了。十年后，却仅剩三百多人最终到达当时已经被西班牙人占领的秘鲁。其他人则纷纷被贫困、饥饿和劳累夺去了生命。卡拉伊人的预言传统对这种集体死亡早已有过预测，并且预言传统没有随着海岸地带图皮人的离去而消失，而是一直保留在巴拉圭境内的瓜拉尼人当中。其中玛布亚村的几十个印第安人于1947年向巴西桑托斯地区进发，最后一次发起寻找无恶之境的迁徙运动。尽管近数十年来图皮瓜拉尼人的迁徙热潮已经终止，但他们的神秘天命却继续感召着部落中的卡拉伊人。一经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再指导人们寻找无恶之境，卡拉伊人便开始不停歇的内陆旅行。也是这些旅行引领他们踏上对本民族传说的思索之路，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玄学式的独特思考。卡拉伊人至今仍在吟唱的神圣故事和歌谣即是对那些神话传说最好的见证。正如五世纪前的先辈们一样，他们明白世界本恶并期待它的终结。他们相信世界将被火和一只来自天国巨大美洲豹1所毁灭，而只有瓜拉尼人的神才能幸存下来。他们略带伤感而又无限的骄傲使他们确信自己的存在是精选的结果，并且迟早有一天，众神将使他们永生并与他们同在。瓜拉尼印第安人知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便是他们的王国到来之日，而无恶之境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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