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系列书，已有一定的读者群。对比较文学及跨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有价值意义。

 

【理论视野】

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

【诗学论坛：中国诗学与世界】

印度佛学华化与中国诗学传统

仲春时节里汉诗唱酬的一天——明成化十二年二月廿五日中朝诗歌交流述论

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诗话与中国诗话

“情性”说发展述评

夏目漱石《文学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影响

印度文化视角下《悲剧的诞生》：摩耶与阿波罗个体化之辨

识“趣”辨“理”：作为诗学方法的“理趣”——从钱锺书的《诗经》研究谈起

论菊池五山的诗学思想

博尔赫斯眼中的中国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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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

　　——以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为例

　　陈跃红

　　一

　　在由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世界所展开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曾经陆续有多种研究范式和研究类型被尝试运用过，然而其中突出地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首创并率先总结的研究类型，当属所谓阐发研究，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学术评价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关于“阐发”一词，英文中有一近似的字是illumination，一般英文辞典的基本意思是：照亮、阐明、解释、启发等意思。阐发研究的概念提出或许与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阐发研究确实只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产物，与这一西方概念并无本质上的联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类型的阐发研究，一般主要是指用外来的理论方法去分析、阐明中国本土的文学创造物，尤其是古典文学遗产，也即以形成于一种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理论批评模子去分析处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统中的文学现象，有时候也有某些学人结合本土的理论方法展开双向或者多向的阐发。不过就目前为止的研究实践和成果而言，多数情况下是援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方法来处理中国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从事过这类研究的学者，自本世纪初比较文学被介绍入中国本土以来已经延续了好几代人，他们当中不仅有大陆中国的研究者，也有相当多的港台和欧美海外华人学者，还包括一批近年来崛起于汉学界，以中国文学研究为其专业学术方向的西方学者。在这支队伍中我们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令人刮目相看的学者名单，如：五十年代以前即有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鲁迅、朱光潜、吴宓、钱钟书等，而从那以后的研究者就可谓洋洋大观了，仅海外学人，顺便列举便有如夏志清、叶嘉莹、高友工、梅祖麟、刘若愚、叶维廉、韩南、浦安迪、余宝琳、斯蒂芬·欧文、余国藩、伊维德等。国内学者更多。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种类型的阐发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将出现相当大的一块缺失。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也有学者尝试以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去阐发西方文学作品和现象，不过相对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就比较稀见，业绩有目共睹的学者也较少，譬如朱光潜、钱钟书、叶维廉诸人，而且他们的研究也较少以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话语去直接处理西方文学作品，多数情况下是进行双方或多方的理论比较和阐发，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与其说是一种阐发研究，倒不如说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更妥当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立场来考虑与之相关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现代建设问题，阐发研究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注意的重要方面。

　　二

　　仅从二十年代末吴宓到美国师从白壁德学习比较文学归来，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开设相关的比较文学课程开始，有学科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学界也有了七十余年的历史，而与之相应的阐发研究其历史甚至更长，早在五四以前，王国维即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小说戏曲进行过阐发研究。在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对《红楼梦》阐发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作为一般人在日常环境中由于各种关系的牵制而形成的悲剧，《红楼梦》可谓“悲剧中的悲剧”。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即认为他的三大贡献之一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以之用来进行文学理论批评的著述和小说戏曲研究，这大约是中国最早期的阐发研究实践了。既有的资料说明，尽管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类型的正式命名，是在七十年代中叶由台湾比较文学学人所确认的，但是作为一类研究类型的使用却是自世纪初以来，由大陆本土学人的前辈学者开其先河，并且以其令人瞩目的成绩影响于后人。因此，当我们立意对这一研究类型的生成原因和发展状况加以描述和总结时，就不能不从这样一个较远的历史起点开始，否则难以窥见事实的全部真实面貌。

　　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类型理论中并无所谓阐发研究，而它之所以在世纪初的中国很快出现，并且自中国有比较文学开始就成为一代学人情不自禁的选择，其原因是与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特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的。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朝大国逐渐落伍于西方列强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落伍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等学术层面。至十九世纪中叶，这种落伍所招致的危机已使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救亡图存的压力迫使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去向自己的西方对手求教，从对船坚炮利的欲求到对民主共和的渴慕，进而意识到批判封建文化传统、从事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性。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渐开，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新兴的西方文化与古老的中国文化发生了必然的碰撞，文化的落差日渐凸现，中国的一代知识人士试图经由文化的更新去唤醒国人，改造民心，以发奋图强，重振中华。文学曾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途径，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到鲁迅的弃医从文可谓一脉相承。而借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去批判性地重新理解和认识旧有的自身传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学人首选的和最有效的方法论途径，当时的人们并不忌讳这种做法，并以此为时尚而加以鼓吹。关于这方面，只要翻翻当时出版的著作和杂志即可一目了然。这其实也是所谓势所以然而又不得不然，其间既有不少主动的寻求，当然也包含诸多无奈的选择。于是，从那时至今，一切援用舶来的思想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认识和处理，都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阐发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热闹一时的新理论、新方法热，九十年代关于所谓理论话语“失语症”的争论，以及学界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呼吁，其间都隐含着一个潜本文，即中国缺少自己的现代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于是不得不借助于外来的、生成于它种文化系统的理论方法去分析和处理本土文化系统中过去曾有和现实发生的文学现象.也即是需要借助他者（the Other）的思想话语去阐明、照亮自己的文化和文学文本的意义。这似乎也可以称之为普遍意义上的阐发研究。这种意义上的阐发研究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自觉和不自觉的普遍学术选择，实际上，是由前面所提及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它有一个明确的学术前提，即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所存在的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明显文化落差，正是这种差距使众多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进行各种阐发的尝试。对于中国人而言，它同时又包含着一个世纪性的学术主题，即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为着这一追求，既然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自身封闭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生长出一套现代性的学术文化来，那么走向现代性的第一步，就必须开放自身，借用他人的镜子来照一照自己的形象。至于这个镜中的自我是否真是自己的真像，那当然是有待进一步去深入检验的问题。实际上，从任何理论立场对于文本的关照总是“洞见”和“不见”互生的，何况是基于文化系统差别如此重大的理论和文本之间的阐发和对话，糟糕的误读和创造性的悟读几乎都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问题只在于我们该怎样去认识和理解这种阐发和读解。只要上述学术文化的前提和主题仍旧存在，作为其策略性学术选择的阐发研究就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被中国学术界不断运用下去。也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前提和主题，我们于是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去阐发中国文学文本的研究如此之多，而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去阐发西方文学文本的情况却相对较少的原因了。实现平等的双向阐发，甚至使以中国文论话语去阐发域外文学文本成为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主流，作为一种理想的学术追求，它当然离不开学者的鼓吹和努力，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必定有待于与相关的历史文化前提和学术主题的变迁。

　　三

　　至于比较严格的比较文学意义上的阐发研究，它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上述广义的阐发研究，但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术目标却大致是接近的。这里所谓的严格比较文学意义上的阐发研究，既有学科分类和理论推演限制的理由，也是几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总结，于是，所涉及的阐发研究范围相对就狭窄一些，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更加严格一些，在学理上的理性意识更明确一些。一句话，它有着学科的自觉意识。就内容和范围而言，它主要是指有意识的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批评方法，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现象，尤其是经典的、传统的文学作品和现象所作的跨文化分析研究；它同时也包括以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对西方文学作品和现象作类似的处理；此外它更希望能够以两种以上文化差距较大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对多种文学作品和现象作综合的分析和研究。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大陆本土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而处于与西方世界的文化隔绝状态之时，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北美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却走向了兴盛。在方法和研究类型的采用上，不少学者都势之所然地运用西方理论批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从而接续上了五四以来阐发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并发展为一时之盛。执教于美国的余国藩先生在1973年11月2日提交给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比较文学讨论组的论文中指出：“过去二十年来，旨在用西方文学批评的观念和范畴阐释传统的中国文学的运动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样一种趋势预示在比较文学中将会出现某些令人振奋的发展。……应该指出，运用某些西方的批评观念和范畴来研究中国文学，原则上是适宜的，这正如古典文学学者采用现代文学技巧与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材料一样。”

　　台湾已故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朱立民先生在评述以刊载英文比较文学学术论文为主的学术杂志《淡江评论》前三期时也指出：“许多论文是研究中国文学的，而大多数作者用的是西方现在流行的批评方法，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需要的。”

　　尽管这些论述从今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去看不无商榷之处。在当时也引发不少学术论争，但它确实也反映出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的方法策略和研究类型，较容易成为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选择，并且造成了一时普遍运用的风气。这一时期毕竟和以往有所不同，学者们的学科自觉意识较强，并力图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去进行理论总结，于是，也就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一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给予这种研究以正式的命名为“阐发法”，所谓“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之研究。”它虽然与我们今日作为研究类型探讨的阐发研究有所区别，但从学科的学理上来认识这种研究的特点，却是从这个时候才正式开始的。此后一些大陆学者或从方法的立场、或从类型的角度对这种研究的方法、理论以及内涵和外延作了较多补充，如提出双向阐发，理论间的阐发、跨文化原则等等，力图使之相对而言变得更加完善。

　　资料显示，自八十年代迄今，除比较文学研究界之外，国内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现象作阐发研究的呈逐渐上升的势头，其研究范围遍及小说、诗歌、戏剧和许多文学史现象。1993年国内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综述在论及这一转变时指出：“小说批评理论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大陆学人的弱项。在扫除了几十年来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造成的明显失误和由于单一视角造成的批评理论盲点之后，小说研究吸收各种西方理论，调整建构了新的小说批评理论范式。例如，为突出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而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为突出小说作为语言艺术而借鉴新批评理论；为把握中国小说想象、虚构及同一情节的流转变异而借鉴西方原型说；为改变以往小说与政治的直线因果联系而努力把握小说的文化心理中介，把握小说形式和小说类型在文化结构、文学结构和小说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及三者之间的联系。”

　　该综述还列举了一系列论著来证明国内学者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阐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状况。至1996年10月在天津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也进一步对研究者尝试以新的理论方法来治中国古代小说的多元化态势表示肯定。足见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涉猎程度。至于海外尤其是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和以中国文学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界，利用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几乎是普遍的选择，近十多年来更表现出日渐兴盛和日益深化的势头。究其原因，从策略上讲，对于生活在海外和西方世界的学者来说，若以中国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在研究角度和方法的选择上，倘若按照中国国内传统的治学路子去操作，无疑是扬短避长，事倍功半，从语言、资料、文化学术氛围到治学传统诸方面都难以和文化中国的本土一较短长，而以西方文论、尤其是以二十世纪风行一时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来处理中国文学现象，则是扬长避短。尤其以一种文化的理论批评方法去读解另一种文化的文学，尽管存在误读的风险，然而，其间可能引出的洞见和新意以及提升一种民族文学的意义至世界性文化普遍价值的学术挑战，确实是极富诱惑力的。对具有西方血统而又生于斯长于斯的外国学者而言，以本文化的理论去研究中国文学，无论出自任何目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况这还是一个充满发现的机遇和可能的文化矿藏；至于留学或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做这样的阐发研究，相对于外国学人，则是发挥其占有文学文本的长处，而相对国人，则又是发挥其占有西方批评话语的长处，因此，跨文化的阐发研究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除去六、七十年代台港和海外赴欧美学人的努力外，八十年代以来又有大批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的加盟，其阵容和声势自然就有些蔚为壮观了。而从时代发展和中国文学研究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去考虑，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开放交流的扩大，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为世界所看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和文学成就对于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借鉴价值无疑是不可限量的，从这以角度去认识问题，则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视也是现实的需要，潮流所至、势之必然。

　　即以中国古典小说的阐发研究为例。国内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研究大致始自本世纪初，尚不足百年。而在西方，真正运用某些理论方法所展开的专门性研究，大致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此前的所谓研究，基本上是以翻译介绍为主，即使是零星的专题研究也主要侧重于中国式的考据和资料资料整理，中国式的评点和欧洲大陆历史年鉴学派的综合描述，较少令本土中国研究者重视的成果和新意。然而，自五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二次大战以后，于传统的汉学研究中心欧洲之外，在西方又形成了另一个新的汉学重镇，即以美国为主的北美汉学研究以及近年来十分热闹的当代中国研究。为着冷战时期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政府部门和民间基金组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于此一领域的开发。尽管这种研究主要以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和思想史为主，但是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仍然占据相当的分量和位置，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师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培养均能自成系统，作为一支可观的队伍与欧洲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遥相呼应，齐头并进。根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十年来欧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完成的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博士论文已不下五百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古典小说研究，由此可以窥见其规模和实绩。其次也正是这一时期，新兴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各种文学理论在北美学术界大为盛行，蔚然成风，似乎不谈时新理论便无以论文学，以至西方文学界有二十世纪是理论的世纪、批评的世纪的说法。这种风气必然对那里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造成影响.研究者在选题和决定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时，无论从赞同还是反对的立场出发，多少都会考虑到时代的学术趋势，况且，影响常常是在潜移默化和主体的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一个研究者可以声明自己不受影响，但这并不能保证他的著述和话语中没有被影响的痕迹。再就是学科知识积累发展的过程所至，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汉学研究作为一门从西方的立场研究中国的学科，要走上正常的研究格局，在人才、资料、翻译介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方面，都需要一个酝酿发展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既然各种因素正好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已陆续具备，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中国古典小说的阐发研究在海外成了气候，也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于是从五十年代至今，在欧美出现了一批可观的阐发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成果，成就了一代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研究者群体。他们当中有以研究白话小说见长的韩南(Patrick Hanan)，有以新批评方法读解中国古典小说知名的夏志清，有以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红楼梦》等四大名著著称的浦安迪(Andrew H.Plaks)以及余国藩等，有结合中西文论去阐释中国古代诗词的叶嘉莹、高友工、梅祖麟、叶维廉、余宝琳、斯蒂芬?欧文(StephenOwen)等人，有以中国的考据评点与欧洲史学方法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杜德桥(GlenDudbridge)、雷威安(Andre Levy)，有以西方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原型理论、解构主义修辞学等理论专题研究中国历史小说、神魔奇幻小说文类、笔记小说、白话文学、文人小说等见长的王靖宇、伊维德(Wilt L.Idema)、何谷理(RobertHegel)、芮效卫(DavidRoy)、高辛勇等人。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更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人加入这支西方研究者的队伍，呈现出新的学术活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整个一代学者的研究几乎覆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大多数领域，如魏晋文言小说、敦煌变文、唐传奇、宋元白话、历代笔记、明清长篇小说、短篇文类、情色小说、谴责小说等等，不少名篇名著甚至有多种西方理论方法的探讨。在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历史路途上，形成了一片独具特色的海外景观。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其中的部分成果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国内，以回返影响的方式，对本土的文学研究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和影响。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开拓中，这应该说是一种有特色的进展和值得重视的学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