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比较谈（第二版）_崔卫国_9787802576087

　中国文化以“仁”为精髓，日本文化以“忠”为核心，两种不同文化下的英雄代表分别是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关羽和重视信、义、勇的日本武士。

在日本的刑法中，所谓“不作为犯”是相对“作为犯”而言的。“作为犯”是指做了法律禁止的事，如杀人放火；“不作为犯”是指没有做法律要求做的事，如赡养老人、见死相救。这里涉及到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即“作为义务”。“义务”在汉语中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思：一个是可做可不做的，如“义务劳动”；一个是必须要做的，如“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在日语中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必须要做的，不做不行。“作为义务”就是这个意思，是不做不行的。有的“作为义务”是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的，有的虽没明文规定但已约定俗成。而见死相救则是没有法律规定的“紧急援助义务”。
　　“紧急援助义务”可以这样表述：虽然不是由于自己的行为导致重大利益遭到的危险（这里可指儿童被淹、车祸发生），但是在防止这种危险状况的时候，如果容易防止事故并且自己不会遭遇危险就能做到的话，则被认为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根据这个解释，那个见儿童落水高喊“谁给钱就去救”的人，以及看到有人受伤而不愿停车将伤者送到医院的人，是符合这种法律要件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看成“不作为犯”违犯“紧急援助义务”的行为，因此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日本刑法上还有个“横领罪”，翻译过来就是侵占罪的意思。日本《刑法》第254条中明确规定了“遗失物横领”罪名，凡侵占遗失物、漂流物者将被判处1年以下徒刑或罚金。在1974年的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350条里，又把这项处罚由1年以下改为7年以下徒刑，足见日本司法对“横领”行为的重视。根据统计，日本每年被认知的“横领罪”件数也高达3万-4万件。
　　再看看中国。2009年5月13日，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某在垃圾桶旁“捡”到一箱首饰，价值超过300万元。她没打开就放在洗手间，下班后没见失主就带回家中。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其起诉，一旦定罪，因为数额巨大，可能面临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此消息一披露，立刻引起网上热议，很多人替这位清洁工鸣不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毫不奇怪。因为中国法律中没有“横领罪”，只能用“盗窃罪”去比附，而有的要件又不具备。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是“天上落的、地上拾的”，意思是归己所有天经地义。但如果在日本，你拾了东西不交警察就可能犯“横领罪”。日本不宣扬“拾金不昧”的行为，因为社会认为那是应该的，算不得什么新闻。我所在的学校教学楼门厅里就有一个失物招领柜，里面有别人拾到后放进去的雨伞、书包、手表、相机等物品。若是你不小心丢的东西，自己拿回去就是了；若是你拾到别人不小心丢的东西，放进去也是应该的。
　　我这里在“丢的东西”几个字前面特意加了“不小心”几个字，在中国可能会觉得多此一举，谁丢东西还不是“不小心”？其实在日本，很多东西是主人不要了故意丢掉的，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等。这些东西你若需要，在街上捡回去就是了，不会判你“横领罪”。不少留学生为了省钱，家里的东西不少都是这么捡回去的，有的日本人也捡东西用。不过有些东西就很难判断它是否是主人不要了故意丢掉的，如自行车，因为它常常就搁在街上，有时主人也忘了锁，这时捡回去就有危险。我楼上有个中国留学生看到楼下有辆自行车没有锁，以为别人不要了，就买了把锁配上，骑了去学校。几天后一个日本姑娘找到他说这车子是她的，要他归还，否则就去派出所。他吓坏了，赶快道歉，把车子还给了人家。幸亏这姑娘没报警，否则就麻烦了。从以上看，日本社会更倾向于法治。对于中国人认为的仅属社会伦理上应受谴责的行为，如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和大小便等，日本也有法律，叫《轻犯罪法》。我们从《轻犯罪法》规定的行为和罪名中也可以看出和中国的一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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