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由主要在东三省活动的日本战犯的忏悔回忆录组成，其中既有制造了诺门罕事变的关东军少将久保田源次郎的回忆，也有参与杀害杨靖宇将军的三宅秀也的忏悔。《我们在满洲做了什么》不仅为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群众出版社推出此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日本的资本主义，先天就具有国内资源匮乏且国内市场狭小的缺陷。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之际，正值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势力已基本分割完毕，在日本看来，除用战争掠夺市场之外，没有更好的殖民方法。在日中（中日甲午战争）、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先是初步地建立了侵略中国的基础，之后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欧帝国主义疲于战争无暇顾及亚洲的机会，乘虚而入掠夺东方市场，并疯狂地扩充了生产能力。但在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恢复势力，对于充斥于市场的以廉价工资制造的廉价日本商品，西方帝国主义在殖民势力范围内设立了关税障壁，挂起了禁止日本商品进入的牌子。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的垄断资本家们企图制造能突破上述关税障壁的更廉价的商品。为此，他们进一步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并实行了所谓“产业合理化”的举措。但此举使大量工人被抛至街头，加剧了阶级斗争，直接引发了社会的动荡。西欧的关税障壁阻止了日本商品的销路，囤积滞销的商品堆满了仓库，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日本在中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中国在很早以前（特别是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就开始了“排斥日货运动”，日本商品在华也受到排挤。于是，从世界市场被排斥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厚颜无耻地称中国的“满蒙”为日本的“生命线”，他们想要把资本主义固有结构所产生的国内外的矛盾用“掠夺满蒙”的办法来解决。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沟事件，并在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下完全占领了东北。
　　从占领东北起，在满洲干尽坏事的副县长的罪恶史就开始了。
　　占领了东北的关东军，佯装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姿态，炮制了所谓“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并以溥仪作为“皇帝”。于是，在所谓的“中央政府”设立了国务院、监察院和立法院的三院。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了军事、民政、财政、经济、文教、司法等各部，分别委任汉奸大臣。在地方上设立了滨江、吉林、奉天、热河等省，委任汉奸省长，按照地方的特殊情况，指使其配合侵略统治。在省之下，伪满洲国境内设有一百六十二个县、旗，同样委任汉奸县、旗长，指使其执行县、旗的行政。关东军在这些汉奸之下，委任有日系的部的次长、省的次长；在县、旗设有副县长及旗参事官。关东军始终没有忘掉要把中国人官吏变成傀儡。
　　从以上的行政组织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伪满洲国中央政府及相关省担当着计划、统辖和领导的职责，具体执行机关则为县、旗。当然，在县的层面，也有所谓街、村公所及警察署的基层组织，副县长管辖这些组织，并强制其执行中央政府及省所计划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此，如果从伪满洲国的统治系统来说，副县长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长、镇压人民的执行机关长。换言之也意味着，凡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的罪行，可以说没有一件不与副县长有关。
　　虽然在矿业、邮政、金融、军事等方面，似乎与副县长没有直接关系，不过，这些部门在当地的执行业务，如果没有副县长的协助是难以实现的。
　　副县长的名称，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奉天设立了“自治指导部”，在该机关的指挥命令下，侵入各县的日本人官吏自称“自治指导员”，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开始，在奉天省都自称为“参事”“副参事”。不过几个月后，自该年的秋季起，实行了县、旗官制，以县、旗参事官的资格进入当地机构之内，被定位为管理“参与县、旗的事务”。在上述参事官制度实施期间，初步完成了伪满洲国政府的行政基础，“治安”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随着一九三七年改正了县、旗官制，副县长这一职务则被规定为“执行县的事务”了。
　　但是，因为蒙旗的社会制度，尚存有很多的封建阶级关系，从外国人不适合担任本旗人职务的角度考虑，于是使旗的官制仍同从前，称为“旗参事官”。
　　最初为什么要称作“自治指导员”？如前所述，始终是为回避世界舆论的攻击，有意作出欺骗的表象。亦即这个“国家”是根据中国人自己的“要求”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日本人只不过是帮助建立了这个“国家”而已。因而在表面上，给人一种日本人处在县行政机构之外的印象，好像在中国人完全确立了自治目标后，这些指导员将迅速撤退而去帮助另一次的“建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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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自负的妄想，是多么糊涂的一种想法，从“八一五战败”的事实中，就很清楚地作了证明了。优秀的“指导民族”一被打败，这个道理也就讲不通了。从后述的罪行事实中，也清楚地证明，那是什么样的“指导民族”啊！真是一个残忍的吸血鬼啊！
　　日本民族，本来就不是什么亚洲的救世主。我们这些副县长们，就是说干了嗓子，高喊着是在挽救亚洲民族，但是听到这些话的所有亚洲的人们，总是像恨蛇蝎那样来恨日本帝国主义，骂日本帝国主义而拒绝它的援助。听从我们副县长的话的人，只有极少数的卖国贼！从这一点来看，日本民族的“亲切”内容是怎样一种东西也就很明显了。
　　在兴亚塾的一间屋子里，挂着死去的参事官、副县长的相片，设有佛坛。在这里住的官吏，每天早上都要集合，敲着大鼓，跪在相片的前面诵读“参事官誓愿文”。誓愿文是由笠木的部下蛸井执笔，写了一些很深奥的词句，一般人并不容易懂，正因为不容易懂，所以才有它的魅力。我们一边在念叨着，一边在心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为你们报仇！更大胆地去掠夺，更残酷地去杀害中国的爱国者，挺身去夺取全亚洲来献给天皇！”
　　现在以前曾经当过副县长或是旗参事官的人或是与副县长协力而犯下罪行的人集聚在一起，就是想要通过坦白我们的罪行来揭露我们是怎样地虚伪：
　　——借口为了亚洲民族的自由与发展，而实际在杀害亚洲人；
　　——嘴里说着指导亚洲人，而实际在奴役亚洲人；
　　——宣传着要使亚洲人富裕，而实际在掠夺他们的财富！
　　进而，我们反省到：我们副县长这一集团，在中国的领土东北，作为侵略者有力的帮凶，做了多么残酷不法的事情！我们衷心地忏悔所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低头谢罪，拿出勇气负起自己罪行的责任！
　　我们发誓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认清人类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实质，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要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本书全体撰述人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我在一九三八年任三江省绥滨县警察署警长时，将人口稀薄的管辖区内的所有农户实行集家管理，建立了二十二个集团部落，带给农民难以估计的痛苦和损失。当时县内有叫“中侠”“助国”的爱国者，领导东北抗日联军骑兵独立团约二三百人，受到县里人民的支持，通过征集土地税、牛马税、车税等，从爱国的民众那里得到了粮食、被服、军马等的支援，该部队曾干过袭击莲生堡警察署、解除了警察的武装等积极活动。
　　伪满洲国县政府对于该抗日军，以封锁其粮食、被服、经费和情报的来源并切断民众对它的支援为目的，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工作”，开始建设集团部落。
　　伪满洲国县长及副县长，于该年年初，再次召集县干部和全县的区长、村长和屯长等人开会，决定要在解冻至结冻期间，将全县所有的零散房舍悉数撤走，每隔七八华里的地点就建设一个集团部落。属于地主成分的区长、村长和屯长们，利用自己是有权者的地位，收买县干部，设法把集团部落建立在自己的房子附近，因此，原先就生活困难的贫农，被迫要拆毁自己住惯了的房子而迁至指定的地点重新建房。农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们的残暴行为，在心中燃起了极度不满和反抗的情绪，但是由于当时的绥滨县仅伪满洲国军就有六个团（六千人）以上，所以未敢表露出来。
　　我在该年春天的播种完了后，即到管辖区内去视察，命令将零散民房悉数拆毁，在县所指定的地点建立大者七十至八十户、小者二十至三十户程度的集团部落，同时每天派遣两三名警察官到各部落去指导和监督建设。因此农民连铲倒房屋的工夫也没有，没办法利用自己被损毁房屋的原材料再运到别的地方重新建房，更得不到一文钱的补助。
　　在部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就开始建筑宽达三四尺、高达一丈的土墙。我奔走在各个部落，严厉责令他们一定要在十月以前完工，在四角上都设有炮台，在土墙外侧更挖出深四五尺、宽三四尺的壕，使部落里面的人能够利用它来对付抗日军。此外，部落和部落之间，建设了能走汽车的警备道路，在重要的部落里，架设警备用电话，配置警察官和自卫团，并给他们以步枪、洋炮等。并威胁群众说：如有通抗日军的人，全部落的人都要受到连坐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