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程序控制研究》是关于通过程序控制死刑，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一本专著。作者从程序法的功能、程序正义、程序法定等原理人手，并通过对古代和域外死刑程序的比较研究。阐述了死刑判处和执行的多寡与死刑程序的繁简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利用程序控制死刑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我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前程序、普通审程序、复核审程序、执行程序和再审程序以及审判管辖、辩护制度、证明标准等相关诉讼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论证。并以死刑程序控制为视角，对我国的赦免制度与判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作了初步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于2003年被批准设立诉讼法学博士点，下设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物证技术学三个方向，从2004年起开始招生。刑事诉讼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已毕业了两届，三篇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并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授予博士学位。在论文答辩时，以刑事诉讼法学界学术泰斗陈光中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这三篇博士论文的评价都较高。看到这样的结果，作为这三位博士生的指导教师，自然感到欣慰。
　　近几年来，不时听到博士生感叹：攻读博士学位有三难：一是入门难。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在众多学子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方能被录取。二是写博士论文难。撰写一篇有创见的博士论文，要经过异常艰苦的努力，从选题、收集资料、正式开题、着手写作到反复修改、定稿，确实辛苦。常常处于废寝忘食的状态，可谓劳心费力，最终通过答辩后的感觉，好像是“脱了一层皮”。三是毕业后找工作难。由于这些年来国家实行研究生扩招的政策，各校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越来越多，在就业时便形成了竞争上岗的局面，要想找一份对路而又较为满意的工作，颇费周折。此话不假，它反映了当前博士生面对着相当大的压力，要想成为一名学有所长，被社会承认的真正的优秀人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依我的观察，在我校刑事诉讼法学方向深造的博士生，大多十分刻苦，他们好学而勤奋，学习态度端正，品行端庄。

　　杨文革，男，1966年12月生，山西霍州市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 988年至2002年任教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6月起供职于南开大学法政学院。现为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兼任天津市法学会诉讼法分会副会长、秘书长。研究领域主要为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曾在《环球法律评论》、《人民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参编教材1部。

　　新中国在成立后的30年中，基本上与世隔绝，自成一统。包括死刑在内的法律制度，很少受国际社会的影响。死刑在中国国内因应形势，时而被重用，时而被严控，基本不受国际社会废除死刑潮流的影响。即使在20世纪末期，尽管国际社会废除死刑运动风起云涌，中国仍然发动了导致死刑一定程度失控的数次“严打”运动。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运用，以及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国际社会的人权运动和废除死刑运动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冲击。以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为标志的“少杀”、“慎杀”政策的重申与推行，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多少年来，中国首次在全球废除死刑的“大合唱”中与国际社会“共舞”。
　　然而，重用死刑的重刑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时至今日，不仅中国刑法规范中的死刑罪名多达68个，①而且司法实践中实际判处、执行死刑的数量也非常众多，支持死刑的民意比例更高达90％以上。②如此情况下，在中国谈论死刑废除自然曲高和寡。因此，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实际适用，不仅成为刑事法学界的主流认识，并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而且为最高决策层所认可。“少杀”、“慎杀”再次成为国家的死刑政策。
　　如何贯彻“少杀”、“慎杀”政策？这不仅是刑法学人研究的任务，也是刑事诉讼法学界思考的课题。在实体法方面，刑法学者就如何逐步削减死刑罪名，积极建言献策；在程序法方面，刑事诉讼法学者则就如何通过完善诉讼程序来减少死刑的判处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