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取证权问题是辩护权理论和实务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的课题。《被追诉人取证权研究》是国内首部专门研究被追诉人取证权的著作。
　　《被追诉人取证权研究》以被追诉人的自行取证权和申请取证权为核心，针对实践中辩方“调查取证难”问题，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诊断出我国现阶段被追诉人取证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问题发生的原因，论述了我国被追诉人取证权的实现方式、取证权的整体配置和在不同诉讼阶段的配置以及四种特殊证据材料的取证规则。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诉讼法学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保持活跃、升温、开放的理论研究与诉讼实务相结合的基础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一个迫切需要寻找并确立主体自治性的转折时期，一个需要确立新坐标或可以确立新坐标的时期。这一判断的潜台词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走过的轨迹相适应，我国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通过自我扬弃寻找参照系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在侧重英美法系成熟制度、经验的借鉴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衔接之间，曲折前行、审慎取舍乃至不免尴尬的未定型的过程。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正悄然发生剧变，一个越来越自信和自主的中国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与之相应，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研究和制度性建构的背景性因素也大大改变。
　　中国法学的“主体自治性”命题，不再是一种理想化或简单自尊型的诉求。中国经济进人新世纪以来的飞速发展，使中国具备了与其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成长性最好的经济体地位相适应的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力量。主动参与、影响乃至制定世界规则，将是中国的必然作为。中国因素已渗入反恐、反腐、维和、能源、生态、通信、人权、卫生、知识产权等领域，乃至足以影响世界整体的秩序图景。这种因素，不仅仅体现在话语权层面上，而且还体现在参与规则的制定甚或制定以中国本土为适用主体的规则（如通信、生态、人权、知识产权方面）上，都将可能成为国际视阈的一个结构性组成。

　　韩旭，1968年10月出生，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贵州民族学院法制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犯罪学。曾在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任审判员、一级法官；1999年至2002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师从卞建林教授；2006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攻读诉讼法专业博士学位，师从龙宗智教授。在《法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法学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有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全文转载。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两项，担任副主编参与编写《刑事诉讼法》教材一部。

　　第一章被追诉人取证权概述
　　第一节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的确立
　　被追诉人是指那些因涉嫌犯罪而受到国家刑事追究的人，包括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审判阶段的被告人。虽然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追诉的地位，但他们并非诉讼客体，而是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权利的诉讼主体。长期以来，我国对被追诉人辩护权重视和保障程度不够，对被追诉人的取证权问题更是缺乏认识，不仅立法上少有规定且保障不足，而且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还比较陌生。概念的提出是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此，有必要以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为切入，分析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难以诞生出被追诉人取证权这一概念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被追诉人取证权问题。
　　一、被追诉人取证权概念缺失的原因
　　概念作为一种观念是对一定社会现象的反映、归纳和提炼，一种事物或一类现象只有具有普遍性、反复性和典型性才具有一般意义，也才容易被人们归纳上升为某一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被追诉人调查取证作为一种诉讼法律现象在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因此这种行为的价值属性才不被人们所认识，自然难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