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加·凯雷特作品系列：美好的七年（精装）_【以】埃特加·凯雷特著_9787020127153

　　本书为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的随笔集，讲述了七年中发生在他身边的事：儿子列夫出生在恐怖袭击的中心特拉维夫；父亲生病了；他自己经常做关于伊朗总统的噩梦；一个穷追不舍的电话推销员一直骚扰他。在战争的阴影下，作为作家、父亲和儿子的凯雷特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会产生荒诞而绝妙的想法，从而诞生了许多有趣、细腻、发人深思的文章。
　　凯雷特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有趣和深刻之间自由转换，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反复无常，人类是如何在不可能的地方寻找善的。这部机智、古怪的回忆录具备他人模仿不了的凯雷特式风格，充满对奇迹、生机、爱、悲伤的洞见，以及难以抵挡的幽默。

　　第一年
　　突然，那事儿又发生了
　　“我就是憎恨恐怖袭击，”瘦护士对老护士说，“来点儿口香糖不？”
　　老护士拿了片口香糖，点点头。“那你又能怎样？”她说，“我还讨厌急诊呢。”
　　“恐怖袭击跟急诊不一样，”瘦护士坚持道，“我觉得处理紧急事件没什么问题。但我跟你讲，这是恐怖袭击。摊上这事儿就全玩完了。”
　　这时，我正坐在产科病房门外的板凳上，思量她说得没错。一小时前，我欣喜若狂地带着妻子到这儿，送我们来的是一位整洁得变态的出租车司机，我妻子羊水破了时，他一个劲儿担心他车子的坐垫毁了。现在，我忧郁地坐在走廊里，等着护士从急诊室出来。除了这两个护士，所有人都去帮助治疗在袭击中受伤的人了。我妻子的宫缩减缓了。孩子可能也觉得整个生产过程相形之下没那么要紧吧。在我去医院餐吧的路上，一些伤员被放在轮床上吱吱地从我身边推过。我们乘着出租车来医院的一路上，我妻子像个疯女人似的尖叫，但这些伤者都很安静。
　　“你是埃特加·凯雷特吗？”一个穿方格子衬衫的家伙问我，“那个作家？”我很勉强地点点头。“呃，你都知道些什么？”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磁带录音机，问道，“事情发生时你在哪里？”我迟疑一下，他用同情的口吻说：“慢慢来，别有压力。你刚刚经历了创伤性打击。”
　　“我没遭遇袭击，”我解释道，“我今天是碰巧在这儿。我妻子要生了。”
　　“噢，”他一点儿都没试图掩饰失望，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说道，“恭喜了。”然后他坐到我身边，点了一支烟。
　　“你也许该和其他人谈谈，”我建议他，希望“长好采”牌雪茄的烟别在我脸上缭绕，“我刚才看见他们把两个人推进了神经科。”
　　“他们是俄罗斯人，”他叹着气说道，“一个希伯来文都不识。再说了，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进神经科的。这是我第七次来这家医院，我知道会有哪些场面。”我们默然无语地坐了一会儿。他大概比我年轻十岁，但已经开始谢顶。他注意到我正看着他时，就笑着说：“真糟糕，你当时不在那儿。一个作家对袭击的反应说不定会给我的文章增色不少。某个人新颖的感受，细腻的视角。每次袭击后，我得到的总是这样的反应：‘突然，我听到一声爆炸。’‘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所有东西都被鲜血覆盖。’你愿意听这样的话几遍？”
　　“这不是他们的错，”我说，“这只是因为袭击总是差不多。人们对爆炸和死亡已经麻木了，你能让人说出什么新颖的东西？”
　　“不知道，”他耸耸肩说道，“你才是作家。”
　　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从急诊室出来，去了产科病房。“你是从特拉维夫来的，”记者对我说，“你干吗一路跑到这种垃圾地方来生孩子？”
　　“我们希望是自然分娩，这儿的妇产科……”
　　“自然分娩？”他窃笑着打断我，“对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从你老婆阴道里弹出来的小侏儒，有什么自然可说？”我不想回应他。“我告诉我老婆，”他继续说道，“‘你要是生孩子，就得像美国人那样，做剖宫手术。我可不想因为我，你被哪个婴儿撑得变了形。’如今只有原始社会的女人才像动物那样生孩子。好啦，我得去工作了，”他缓缓站起身来，又试图采访我，“你或许至少想就这次袭击说点儿什么吧？”他问道，“它有没有改变你什么？比如会影响你给这个孩子取名或其他什么的。”我抱歉似的笑了笑。“没事儿，”他边说边眨眨眼，“伙计，希望一切顺利。”
　　六个小时后，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的侏儒弹出我妻子的阴道并立刻大哭起来。我试着安抚他，让他确信没什么好担心的，等他长大时，中东会变得井然有序：和平会到来，不会再有任何恐怖袭击，即使千载难逢地遇上一次，也总可以新颖的感受、细腻的视角完美地描述它。他安静了一会儿，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应该天真一点，因为他还只是个新生婴儿。但连他都不买账，他在犹豫了几秒，打了个小嗝之后，又哭起来。
　　成年婴儿
　　我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带我去欧洲。在那次旅程中，最让我激动的不是大本钟或埃菲尔铁塔，而是从以色列至伦敦的飞行——说得更准确点，是飞机餐。托盘上放着一小罐可口可乐，旁边是一盒不比香烟盒大的玉米片。
　　我享用那份小东西，发现那罐可乐味道跟普通装的一模一样，玉米片也真的可以吃时，惊讶变成真正的兴奋。很难确切地解释这兴奋源自何处。我说的不过是一份小包装软饮料和谷物早餐，但我当时七岁，确信自己见证了奇迹。
　　如今，三十年后，我坐在特拉维夫的起居室里，看着我两周大的儿子，产生了差不多同样的感觉：这个人体重不足十磅，却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一样有愤怒、无聊、恐惧和平静。给他套上西服三件套，戴上劳力士手表，塞给他一个小公文包，把他推入社会，他也能眼睛眨也不眨地沟通、作战、签协议。是的，他不说话。他也会只争朝夕地让自己堕落。我承认，他在被发射进太空或被允许驾驶F-16战斗机前，还应该学点儿东西。不过总的来说，他已经是个被包裹在十九英寸蜡烛包中的完整的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是个激进的、古怪的人，一个像样的人物，那种你尊敬却不能完全理解的人。因为，除却身高和体重不表，他和所有复杂的人一样，也有许多面向。
　　我儿子是个受神启的人：就像有的人读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书，或听了两三场大师的讲座，或在印度拉过肚子，但我必须说，我儿子才是我见过的最通灵的人。他的确活在当下：他不曾有过怨恨，也不忧惧将来。他的自我彻底自由。他从不试图维护荣誉或赢取信任。另外说一句，他的爷爷奶奶已经给他开立一个储蓄账户，爷爷每次摇晃他的摇篮，跟他讲自己为他准备的高利率储蓄在预期的个位数通货膨胀率之下，二十一年后到期时将是多少钱，小东西没有回应。不过随后我爸爸计算起基准利率的不确定因素时，我注意到我儿子额头上现出皱纹——他的无忧世界的第一道裂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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