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_李贵著_9787309091618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学术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史还原等等。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还大有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打工”的。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作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历时十余年的修订，较之其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若干年过去了，“中唐—北宋”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学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值得庆贺，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个重要因素，从制度、思想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入手，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诗坛的具象图景。在下编则选取欧阳修作为描述框架，通过辨析欧阳修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或疏离，展现出仁宗朝诗坛的历史现场。这对于深化北宋诗歌研究，特别是对于探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甫暻、陈湘琳、侯体健的著作则是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分别涉及苏轼、欧阳修和刘克庄三位宋代重要的文学家。虽然都是个案研究，他们的方法却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个案研究的不同范式。金甫暻是韩国学者，他选取的切入点比较小，《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一书就苏轼“和陶诗”的形式、内容、背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究不同的具体结论。其中对韩国“和陶诗”相关资料的辑录和论述，更给国内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资料，这对于认识东亚汉字圈的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一书表现出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和视角，注重“美感经验”的发掘，对面向内心的欧阳修的情感体验、地域记忆、空间书写、生命底色、文化风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该书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运思精细，阐微发覆，以“细读”和“体察”的方法，从大量文献中摹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欧阳修，并将这种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北宋文化整体的发展局势暗自勾连，跳出了原有研究窠臼，是近年来欧阳修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陈湘琳的个案研究是“内省式”，侯体健的则可以说是“外烁式”。《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吸收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关注到相邻学科的前沿与热点，从“晚宋文学生态”的大背景入手，展开对刘克庄周围世界与环境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凸现出刘克庄文学世界构成中的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因素或基础，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刘克庄和晚宋文学研究中可谓独辟蹊径、另具手眼。该书的研究框架和目录设置，也别出心裁，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是个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
　　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无非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与新观点。本套丛书除了朱刚的之外，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是他们的处女作，也是他们向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这六部书稿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之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老师审读学生辈文稿，本应优点说全，以资鼓励，缺点讲透，俾便精进。这篇序文信笔写来，却多为褒饰之语，不免自夸之嫌。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赞扬，未违“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们所作的可贵的学术努力，在新材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拓展、新观点的提出诸方面，均已提供的不宜轻视、值得玩索的学术内涵。
　　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师生之谊，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复旦园中共探学问之道，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如今，我们或隔海相望，或同系共事，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我备感欣慰。不过，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他们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如前所述，本书以各个专门史学领域的“中唐－北宋”连贯说为逻辑起点，以中唐一北宋诗学的典范选择为理论框架，以中唐北宋人对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贾岛、李商隐这些诗学典范的选择、因革过程为研究路径，追溯了中晚唐诗歌里的新变因子，也追踪了这些因子在北宋诗里的继承程度和演变轨迹。
　　北宋人成熟的典范意识或日诗学上的古典主义原则指导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共同选择的作诗典范则维系着中唐－北宋的诗歌血脉。宋调在北宋成熟、定型，而随着文化的衰落、初兴、繁盛，白居易与贾岛、李商隐和韩愈或先或后、或浅或深地影响了北宋的诗学理论和实践，中晚唐诗人的诗学精神贯穿于北宋的诗学历程，并促进了“宋调”的最终确立。而开创中唐－北宋诗歌新局面的先锋则是杜甫。此外，在中唐到北宋的诗学时空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有时甚至是最高的创作典范，那就是陶渊明。典范的选择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晚唐诗歌和北宋诗歌因此而被联接到同一个链条。结合古文和词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唐到北宋的文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不应因朝代的变迁而把它们硬性分开。汤用彤指出：“夫历史变迁，常具继续性，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渐进；”②此论也适用于文学史分期的研究。
　　这场“宋调运动”以陶渊明为共同典范，由杜甫导夫先路，以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创作为第一次高峰，以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为第二次高峰。在两宋之交，苏、黄的作品本身也成为典范。苏轼在当时已经被尊为文化高峰、文坛典范，并以之为师范形成了网络宽广的文人集团“苏门”。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以杜甫、黄庭坚为师范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这些都已经是文学史的常识。至于苏、黄并称并共同被尊为典范，也发生在北宋后期。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