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法院的判决和大法官的个人举动时常令人吃惊。本书的目标是在描述*高法院主要运行领域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科学知识逐一进行分析解释。这些领域包括提名和确认大法官、*高法院筛选案件和审理案件的程序、影响大法官成败的个人品质、首席大法官的影响力以及其他需要审视和改革的诸多领域。本书对布什诉戈尔案(Bush v.Gore)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分析，其目的就在于把握是什么因素导致近年来*高法院做出了*重要的判决。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地预测大法官的投票和*高法院的判决也是本书的创新。
本书的目的更为宽泛，试图将*高法院视为一个在现实中不断变化的组织进行全面考察。心理学的方法是经验式的，因此本书进行了数据分析，例如，申请*高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以及决定审理的数量，被*高法院推翻的案件比例，做出一致判决的比例，以及从大法官会议到*终做出判决过程中改变投票的数量。当然，心理学也关注参与该组织的人员性格的影响。为什么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时成效显著，而文森首席大法官却没有，什么样的品质导致威廉·布伦南，以及后来的奥康纳大法官非常有影响力。
《美国*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等一系列描写美国*高法院及大法官的图书为中国人了解美国法院敞开了一扇大门，本书则心理学、统计学等一系列手段，研究把握*高法院运转的内核。美国*高法院现实中所处的位置表明，*高法院总是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历变革时期，通过研究把握*高法院运转的内核显得特别重要。
总序
司法权在本质上是判断权，司法行为本身就是一项十分精细的智力活动。司法改革的深化，从外部看来是尊重司法规律前提下的职业化和专门化，从内部看来是促进司法智力活动的精细化，表现为从司法思维、司法推理、司法心理、司法技术、司法决策在专业上都更加精细和更加具体。我们组织翻译的这套“司法理论译丛”，其中多数是关于司法行为内部的，甚至是专注于司法思维与心理的专题性论著。这套译丛的目的是追踪和了解国外司法理论的当代经典和最新成果，同时也从国外司法行为的内部去观察其精细化程度和发展趋势。
在当下和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话题是有现实意义的。相对于法官的内在思维、心理和行为而言，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还只是外部问题。对于优秀的法官而言，无论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到什么程度，他们的思维、心理和行为始终在精细化地运行。正如航空器无论运行状况如何，宇航员仍然要保持大脑清醒和动作精准一样。尽管司法改革从外部做手术，但是司法行为内部仍然是法官思维和心理在起支配作用。相对于目前的司法体制与机制改革，关注并研究司法思维和司法行为是永久的实践任务和学术目标。因此，司法思维、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是更接近司法实践、更有深层理论含量、更有持续学术生命力的一个领域。
这套译丛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些著作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有的著作的作者本身是心理学家或人工智能学者，有的著作是法学家与心理学家合作作品。这套译丛的选题组织者和译者，都是活跃在法理学和司法理论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既关注法理学和法哲学的传统问题，又关注司法行为内部的最新前沿问题，能够很好地把法理学—法哲学研究素养和前沿的司法行为问题结合起来。相信在司法改革这一现实背景之下，这套译丛可以为法学界和司法界提供一些更具开放意识的新视角，为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司法本身性质和司法行为规律，乃至为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未来可能的司法活动提供基础性和前沿性的准备。
序言
最高法院对人们的认知提出了挑战。最高法院的判决和大法官的个人举动时常令人吃惊。随着2005年夏天最高法院开庭期的结束，法院观察人士确信，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将会辞职，但宣布辞职的却是奥康纳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坚定地宣布，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将会在最高法院一直干下去。两周后，奥康纳宣布了这个惊人的辞职决定。但是两个月后，伦奎斯特去世，最高法院宣布了另一个惊人的决定：布什总统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约翰·罗伯茨晋升为首席大法官。
作为一个受公众关注的机构，最高法院形成了固定的宣传口径。就奥康纳大法官辞职一事，媒体将奥康纳大法官誉为是最高法院的“秋千票”。虽然这种说法在过去基本属实，但是在她宣布辞职之前刚结束的最高法院开庭期内，布雷耶大法官，而非奥康纳大法官，才是在多数5∶4的案件判决中投出了关键的第五票。事实上，在许多重要的案件判决中，奥康纳大法官都是处于少数票一方，她在74个做出判决的案件中撰写了11份不同意见。
人们将大法官们划分成保守或自由阵营。但大法官们并非总是循规蹈矩。正如本书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上述划分反映了大法官在某些案件中的投票和裁判依据，但是每位大法官的决定和投票远比简单的政治立场要复杂得多。例如，在2004~2005年司法年度，24个案件的投票结果是5∶4。保守主义多数仅在5个案件中抱团，其中在8个案件中，有一位保守主义立场的大法官加入自由主义阵营形成了多数意见。
对最高法院的研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角。心理学尝试将最高法院作为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组织看待，而这些个体追求某些共同的目标但又各自存在差异。心理学分析通过概念和理论来描述和解释大法官的行为。例如：
1.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最高法院的最后一个开庭期的许多投票就令人吃惊。例如支持米兰达案(Miranda)的判决，要求警察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在一些案件中则支持起诉政府的公民享有探亲和休病假的权利。领导经过多年“苦干”所赢得的，心理学学者称其为性格信用。大法官们偶尔也会偏离性格信用做出支持者们所不期望的决定。
2.与基于过去投票形成的统计模型或专家预测不同，最高法院的一致投票远多于8∶1的投票。和任何其他小型且紧密结合的组织一样，最高法院同样存在迫于压力一致投票的情况。
3.大法官们彼此之间都存在差异。当然，每一个5∶4案件投票结果都证明，每一位大法官都可能影响案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过本书专门考察了新任首席大法官可能对案件结果产生的影响。例如，1952年文森担任首席大法官，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在最高法院首次审理即遇冷。最高法院对此案产生了分裂，如果进行投票，判决结果胜负皆有可能。文森首席大法官的突然去世以及厄尔·沃伦出任首席大法官意味着强势领导人物的出现，这导致最高法院一致支持在公立学校废除种族隔离。
本书的目标是在描述最高法院主要运行领域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科学知识逐一进行分析解释。这些领域包括提名和确认大法官、最高法院筛选案件和审理案件的程序、影响大法官成败的个人品质、首席大法官的影响力以及其他需要审视和改革的诸多领域。本书对布什诉戈尔案(Bush v.Gore)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分析，其目的就在于把握是什么因素导致近年来最高法院做出了最重要的判决。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地预测大法官的投票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是本书的创新。
本书是对我此前出版的《司法决策：与心理学相关吗？》(Judicial Decision Making:Is Psychology Relevant?)（1999年出版）一书的延伸和扩展。在那本书中，我侧重于通过运用组织心理学来考察法庭之友在影响最高法院判决结果方面的作用。本书的目的更为宽泛，试图将最高法院视为一个在现实中不断变化的组织进行全面考察。心理学的方法是经验式的，因此本书进行了数据分析，例如，申请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以及决定审理的数量，被最高法院推翻的案件比例，做出一致判决的比例，以及从大法官会议到最终做出判决过程中改变投票的数量。当然，心理学也关注参与该组织的人员性格的影响。为什么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时成效显著，而文森首席大法官却没有，什么样的品质导致威廉·布伦南，以及后来的奥康纳大法官非常有影响力。
最高法院总是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最高法院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时期，因此我们通过研究把握其运转的内核显得特别重要。
致谢
写作本书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尽管写作是我完成的，但是许多人为本书的写作做出了贡献。Cindy Sexton帮我解决了电脑的问题。我得到了堪萨斯大学诸位学生的帮助，其中Justin LaMort在查明模糊的参考文献方面给予我很多的帮助，Mary Pitman提请我关注相关网站，Angela Rasmussen的贡献丰富了我的认识，应我的请求，她在托马斯大法官访问堪萨斯大学期间提了一个问题（“大法官们私下是如何称呼首席大法官的？他们像称呼彼此一样叫他的姓氏吗？”“不，他们称他为‘首席’。”）。
Ronald Roesch教授，也是美国心理学—法学协会系列丛书编辑，办事非常高效并且不断鼓励我，这不仅体现在获取书稿的评论意见方面，而且体现在和出版社一道工作，尤其是对我的整个书稿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批评意见。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出版社副社长、科学、职业和医疗书籍主任编辑Joan H.Bossert和我见面并对本书的书名提出了建议。心理学执行编辑Mariclaire Cloutier通过进一步的审稿提升了书稿的质量。心理学助理编辑Joseph Zito以及见习编辑Cristina Wojdylo和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进行交流。
当然，尽管有诸位的努力付出，但本书的任何错误皆由我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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