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二强序
辛德勇教授在陝西師範大學求學及工作期間，我有幸與他先爲同學後爲同事，因他入學早我兩届，依例我須尊之爲學兄。德勇學兄研究生入學投于史念海先生門下，專攻歷史地理之學，而其時業師黄永年先生于中國古代史唐史專業亦招收研究生，以黄先生稔熟于古代文獻典籍，史先生遂要求德勇學兄等弟子須同時修習黄先生所開授的各門課程。以此之故，德勇學兄又拜黄先生爲師而居其入室弟子，與我成爲同門。初識30多年以來，交往不絶，相知甚深，對德勇學兄的學問人品，我始終敬佩有加。這部大作告竣，蒙德勇學兄青眼看顧，以作序之事囑之於我，雖自忖以我之分之學不盡合宜，惶恐之餘，恭敬不如從命，勉力爲之，不敢以佛頭著糞爲托詞耳。
《史記》係乙部之首，爲古代典籍最要者之一，歷代學人於是書用力甚勤。尤其有清一代，學風向實，乾嘉之時，漢學大興，經典文本校勘得到普遍重視，而治書之學亦由經入史，《史記》自得到極大關注，文字考訂校勘創獲頗豐，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念孫《讀書雜誌》及梁玉繩《史記志疑》等，皆其中佼佼者。尤其清末同治時金陵書局刊行《史記》，董其事者張文虎撰《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博採諸家之説，其文字之精轉出清代通行武英殿本乃至歷代諸本之上，從而受到時人推重。新中國成立以後50年代，中華書局組織學者系統點校二十四史，顧頡剛、賀次君、宋雲彬、聶崇岐等前輩名家擔綱《史記》之役，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精加標點分段，從而爲學界和讀者提供了一部可以信據並方便閲讀使用之本，此後幾十年間廣受好評，遂成爲國際學界通行且印行最多的標準定本。
清季金陵書局本通行以降，百多年來《史記》校訂復取得多項進展，其要者如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叔岷《史記斠注》、施之勉《史記會注考證訂補》、日人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等，加之諸多相關考論專文，採擇這些成果對《史記》重新予以整理，成爲學界的迫切需要，2005年中華書局啓動《史記》等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訂，正是對學界要求的積極回應。經專家團隊和中華書局數年的不懈努力，《史記》修訂本2013年終於刊佈。總體而言，此次修訂工作相當全面且認真縝密，除對於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成果儘量吸納，在校勘方面亦廣求異本，使用了宋元明清各代重要版本乃至日本所藏多種《史記》古鈔殘本，覆蓋之全之廣更超邁前人。中華書局對此項工作高度重視，在初稿告竣之後，邀請部分專家徵求意見進行完善，特别是在正式刊行後又根據學界意見短時間内即予修訂重印，是爲出版界少有之舉，充分體現出對學術對讀者認真負責的精神。
《史記》傳世已兩千多年，其成書年代遼遠，歷代傳抄刊印，其版本難以臚舉，文字訛奪在所難免，加之内容博大，記事綿長，古今思想觀念、語辭文句、名物制度、地理風習等等諸多演進轉遷，學人雖投入巨大精力續加勘校，然其中若干歧見在理解和認識上莫衷一是，歷朝歷代對其校訂皆難稱盡善，由此注定修訂工作的複雜性和階段性，必然成爲需要一代一代學人不斷進行的一項事業。此次新修訂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仍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尚留有不無可商可榷之處。
德勇學兄在《史記》修訂本付梓之前有幸受邀參與初稿及徵求意見稿之審查，表達過一些看法，在印行之後復對初次印本和二次印本若干部分細加審視勘校，續有所得，又爲回應新修訂本主要承擔人在印行之後所發表的體會説明，撰成數篇文字，這應是學人對《史記》新修訂本的整理校點率先公開提出的系統意見，值得學界和讀者重視。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慧眼識珠，決意彙集德勇學兄諸作以《史記新本校勘》之名刊佈行世，我亦有幸於第一時間得以捧讀書稿。全稿共30餘萬字，以針對对象、撰寫時間不同，爲互不聯屬的5 篇獨立文字。所涉《史記》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各部分，計有《五帝本紀》、《殷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高祖本紀》、《吕太后本紀》、《孝文本紀》，《三代世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樂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吴太伯世家》、《燕召公世家》、《楚世家》、《魏世家》，《廉頗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田儋列傳》、《樊酈滕灌列傳》、《田叔列傳》、《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淮南衡山列傳》、《龜策列傳》等29篇，共 56條。此作在形式上雖與前人同類著述相類，係讀書劄記體，但文字普遍較長，除少數爲千字左右的短文外，大多達數千字，甚或爲上萬乃至數萬字的宏篇鉅製，單獨視之完全可以獨立成文，就一處（一段）文字如此深究細論，這或可成爲典籍校勘的一種新的樣式。
德勇學兄天賦稟異，聰穎敏達，興趣寬泛，思慮慎周，精力旺盛，勤奮非凡，入道以來，所獲頗豐。其治學所涉，除當行之歷史地理學外，于中國古代史及古文獻學等領域亦用力頗深，多有不同凡響的創見，書稿充分體現了其治學的這一顯著特點。茲略舉二例以見其概。
第一篇之《河渠書》第二條是書稿中文字最長的一條，達23000餘字。其中關於辨析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之鴻溝，頗可窺見其於歷史地理學之造詣。德勇學兄大學所習爲地理專業，其于此道用功頗深，憶及當年閑聊，他言及學習相關課程時，曾每每於夜深人静月高星朗之際，在運動場上默記星圖，這令我深爲吃驚並十分感佩，如此專注於學焉得不精！其所問學之史念海先生，爲學界巨擘，是公認的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歷史上的黄河河道及其流域水系地勢變遷，爲近世歷史地理學界的研究重點之一，史念海、譚其驤等當代學者于此問題高度關注，在歷代文獻記載的基礎上，引入現代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實地考察踏勘，取得多項突破性的認識。德勇學兄深得乃師真傳，此條所涉之鴻溝的考訂，尤可一窺其於此學的深厚學術功力。此處所言鴻溝，明清學者不無疑竇，多以爲應是邗溝，因語涉上文之鴻溝而訛。德勇學兄則指明其誤顯而易見，稍加斟酌，就會發現，在其基本出發點亦即視江淮之間這一所謂鴻溝爲邗溝這一點上，實際上違背了一個更大的道理，這就是連通江水和淮水兩大水系的這一所謂鴻溝，與我們熟知的邗溝不在同一地理方位之上。繼而就列國在戰國時期的疆域範圍、鴻溝之原始詞義、溝渠之别及渠之本義等關鍵性問題上廣引博徵、反復究詰，一一辨明前人所以致誤之由，從而論定此處《史記》原文了無疑義，所謂鴻溝實爲位於戰國時期楚國東境内溝通長江支流施水與淮河支流肥水的一條人工水道，即今人所論之巢肥運河，而鴻溝在當時亦並非專指而是像大溝一樣的泛稱。其説依據堅實，考辨精細，所見合於情理而毫無窒礙，當爲不刊之論。此爲文字校勘之一例。
德勇學兄近些年來于秦漢史事用功頗深，已刊佈《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建元與改元》、《海昏侯劉賀》等著作及專文多篇，所論多迥異時輩。而其考校《史記》文字，往往與治史緊密契合，誠如其於此稿第三篇篇首所言，在利用《史記》從事研究的過程中，又陸續發現一些值得斟酌的問題，每有所識，又隨手寫下，因而較之專事文字校勘者，自别是一重境界。如第二篇之《高祖本紀》第二條重點考訂人所共知的約法三章之語義。此條亦爲萬字長文，爲準確理解，德勇學兄于此不憚繁細，備録漢王至霸上後召見秦父老豪傑之舉上下相關史事的全文500餘字。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中華書局原點校本和徵求意見本皆標點爲與父老約，法三章耳，約字解作約定。然而宋代以前約法三章多連讀，而此處約字解作省約。德勇學兄以爲，兩種不同斷句關係到劉邦入關之後所採取的這一法律措施的性質，是秦漢法制體系變遷過程中一個十分特殊的過渡環節的重大問題，在點校本中不能不儘可能真切地反映其固有的涵義，因而不能不詳加辨析。於約字後點斷，始于宋人，以其得到大學問家王應麟的主張，尤其是經過清代考據家的大力宣揚，遂於後來影響頗廣。德勇學兄于此追本溯源，以《漢書·文帝紀》有關文字及顔注、《漢書·刑法志》、《鹽鐵論》、《後漢書》等早期文獻及《晉書》、《舊唐書》中類似記事一一備舉詳加考求，論定此約法三章之約意確爲省約之義，後人之别解實緣于承上文之與諸侯約句以强作對句解而罔顧文義所致。其論之周全已無剩義，至此歷代聚訟不已的一樁公案，終得以完滿解決。此爲標點（句讀）之一例。
所舉有限，其他雖不暇枚舉，然書稿似此之論可謂精義迭出，在在可見。
黄永年師爲當世學問大家，其治學範圍博大，兼跨文史，尤以精於文獻考據而上追乾嘉諸老享譽士林。德勇學兄欽仰其學，在校時即朝夕問道于先生，情同父子，入京後仍假先生入京公事之餘，或前來西安參加各類活動，甚或通過電話請安等各種機緣，時時求教切磋，因之得以一探先生治學之精髓。加之本人沉迷學術，其學問日益精進，于古文獻之學浸潤甚深，出版有論文集《縱心所欲》、《石室賸言》，涉及諸多版本學、目録學内容。尤其是其考證功夫已臻化境，堪稱一流，其所撰考據文字，以有如水銀瀉地、密不透風況之諒不爲過，當世年輩相侔者少有其倫。德勇學兄又性喜訪書藏書，有京師藏家之名號，其謹遵黄先生書非讀不必藏也之師訓，酷嗜研讀，綜覽群籍，故其學之廣博亦鮮見其匹。書稿所涉甚爲龐雜，除上舉所擅之輿地、史事等，尚及於律曆（第一篇之《封禪書》第二條、第二篇之《曆書》第一條第二條、第三篇之《三代世表》第一條、《秦楚之際月表》第一條、第四篇之《孝文本紀》第二條、第五篇之《天官書》第一條），禮樂（第一篇之《封禪書》第四條、第二篇之《樂書》第一條、第四篇之《孝文本紀》第一條）等專科之學，因我所知無多，愧而無從置喙。
一般而言，舊式典籍校勘文字較少使用傳世文獻之外的材料，而德勇學兄則突破這一藩籬，大量採擇多種其他材料，爲取信於世，幾皆附相關插圖，除相關要籍書影之外，尚隨處可見簡册圖版、石刻拓本、圖表地圖、古器物圖及壁畫等，不僅提供了多重證據，亦可一見德勇學兄治學的現代意識，這也是書稿的一大特色。
如上所陳，書稿之論校勘標點所得自具獨立價值，應爲後來續加修訂及閲讀使用《史記》者所重。然其意義不惟如此，自陳垣先生于20世紀20年代撰成《元典章校補釋例》，提出著名的校法四例，此後遂成爲從事校勘之學的不二準則。黄永年師《古籍整理概論》結合現實工作，對陳氏之説略有添補變通，其中又增益標點等相關内容。德勇學兄于書稿各篇多有專門文字講論校勘標點之體會，文中亦時見相關插議，所言雖是針對具體實例而發，然多可進一步完善前輩成説，在今或應視爲校理同類典籍的一種基本範式。
書稿第二篇卷末德勇學兄引張文虎當年的感慨古書本難校，而莫難於《史記》，並進而議曰：《史記》一書校刻之難，古今似無大别，而留給後來者的問題，往往更爲艱深複雜，從而愈加需要集思廣益，博採衆説而平心折衷之。誠哉斯言！這類典籍，前輩學人已反復校訂，以傳統校勘的對校、本校、他校手法，若無新出材料則可做工作實已極爲有限,需要今人所做當屬理校。而此校法陳垣先生云：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爲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爲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書稿所及，則皆爲前人争議存疑而未能解決的難點，目前僅能運用此法。德勇學兄之嫻于理校，且言之鑿鑿，幾無剩義。其續校所得，對於《史記》及類似經典的整理，提供的最重要借鑒或即在於其自序所言：校勘《史記》，其難度之大和影響之巨，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因而尤須慎重其事，同時也需要衆多學者，從各自熟悉的學術領域和具體問題出發，貢獻意見。而這衆多學者，我以爲不僅僅限於長於文字校勘的文獻整理專家和其他相關的文史專家，還應擴而廣之，包括其他所涉各類學科甚或科學史的研究者。
自序
這本書剖析訂定的對象，是2013年和2014年中華書局修訂出版的新點校本《史記》，是針對這個新點校本《史記》撰寫的校勘意見，故名之曰《史記新本校勘》。
撰寫這些意見，緣於接受中華書局的委託。在這個新點校本付印之前，參與審閲一部分清定待印的稿件。我是個做事很認真的人，而且覺得《史記》是頭等重要的基本典籍，對文史研究影響重大，人家如此信任自己，也理當盡心盡力，提供所知所見。結果，寫成了一篇五萬多字的審讀報告，提交給中華書局。這就是本書的第一篇《付印前初稿審讀》。
其後，在正式出版發行之前，中華書局還印行了一種僅供内部使用的徵求意見本，仍囑我幫助審校。實際上，我第一篇報告的意見，並未被這個徵求意見本採納。不過，既然中華書局一如既往委以信任，就又奮力爲之，在有限的時間内，向中華書局提交了一篇九萬多字的審校報告。這就是本書的第二篇《徵求意見本校閲》。
2013年9月首度正式發行的精裝本《史記》，總的來説，採納了我這兩篇報告中的絶大部分意見。然而，由於所涉及的問題往往比較複雜，而且大多數文字正誤的審度，都涉及實質性内容的是非，是此是彼，影響到人們對很多歷史問題的認識，相應地，我傾其所能，儘量做出充分、詳盡的考辨分析，同時也表述了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看法，而對於《史記》的讀者來説，需要全面瞭解我的論證過程，纔能做出從違取捨的判斷，同時還能瞭解我對相關學術問題的認識。因此，我覺得仍有必要保留並刊發、出版這些文稿。
這兩次奉命審讀書稿，使我注意到新點校本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問題。於是，在獲讀正式印行的2013年精裝本和2014年對極個别語辭稍有修訂的平裝紙皮本後，我又利用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餘暇，對這兩個印本隨意稍加翻檢，發現一些新的問題，先後撰寫了兩篇文稿，這就是本書的第三篇《初印精裝本勘正》和第四篇《再印紙皮本補斠》。後來，在《文史》上讀到新點校本主持人發表的説明性文章，瞭解到新點校本中一些重要勘改的處理緣由，便又針對其中部分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這就是本書的第五篇《點校意見異議》。
由於上述五部分内容，除了第四、五兩篇同是針對2014年的平裝紙皮本之外，其餘各篇，針對和利用的《史記》版本，都各不相同，這是無法統一也不能統一的。這一點，希望讀者能夠瞭解。
校勘《史記》，其難度之大和影響之巨，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因而尤須慎重其事，同時也需要衆多學者，從各自熟悉的學術領域和具體問題出發，貢獻意見。德勇學識淺陋，在這本書中談到的想法，不一定妥當，僅供高明者參考而已。不過，基於我的興趣和學術責任，今後在閲讀太史公書研治學問的過程中，遇到需要校讎的文字，我還會爲完善《史記》的版本盡一點力量。
2017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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